海关总署、财政部关于利用外国政府贷款进口货物征免税问题的补充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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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财政部关于利用外国政府贷款进口货物征免税问题的补充通知
海关总署、财政部关于利用外国政府贷款进口货物征免税问题的补充通知
海关总署、财政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1983）32号文规定：“利用外国政府中低利贷款进口的设备、材料，一律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工商税。”对这一规定，海关总署、财政部已以（83）署税字第777号文通知各海关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问题，经与对外经济贸易
部研究，现补充通知如下：
一、外国政府按照贷款协议（或备忘录）提供的混合贷款（即政府贷款与出口信贷混合使用），对其中用出口信贷款项所进口的设备、材料可否免税的问题。考虑到多数国家的政府贷款都与出口信贷混合使用，条件仍然比较优惠。因此决定放宽政策，对利用外国政府混合贷款中的出口
信贷部分所购进的设备、材料，也随同外国政府中低利贷款一并予以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工商税。但是，对于不与政府贷款混合使用的一般出口信贷和商业贷款购进的设备、材料，仍应照章征税。
二、上述准予免税进口的设备、材料，是指贷款项目所须进口的机器设备、货运车辆、以及建厂（场）安装、加固设备所必须进口的材料。
对于利用政府贷款或混合贷款购进的复印机、打字机、电子计算器等办公用品，摩托车、吉普车、小汽车、旅行车、大客车、船舶等交通工具，应照章征税。
三、免税手续。对准予免税进口的货物，如系委托实行集中纳税的外贸专业进出口总公司订购进口的，使用贷款单位应向海关总署关税统计司提供对外经济贸易部外资局出具的贷款项目证明（包括项目名称、贷款外汇额度）经审核同意后，由有关总公司凭以免税；如系委托其他单位订
购进口，使用贷款单位应于货物申报进口时，向海关交验上述证明、合同，经进口地海关审核后予以免税。
四、对利用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的项目贷款所购进的货物，如前已按（82）财税字第58号文规定，准予登记缓缴进口关税和工商税的，其缓缴的税款，应按本通知第二条的规定，分别予以注销或补税。对应予补税的货物，请有关部列出清单（应载明进口日期、品名、数量、金额
），于六月三十日以前交海关总署关税统计司，凭以计征税款。
五、本通知从一九八四年七月一日起执行。在本通知生效以前，如对政府混合贷款中的出口信贷部分购进的设备、材料已经征税的，其税款不予退还。
1984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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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主体性理念探析——以民事司法制度为中心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已经成为当代一个潮流，主体性体现在司法中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它经历了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国现今的民事司法制度在尊重人的主体性方面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故而应当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主体性；司法主体性；民事司法
尊重人权已成为现世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已写入我国宪法。尊重人权要求我们肯定公民的司法主体性，始终关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正义的需求，充分发挥民权对于推动改革、完善司法的作用。本文拟对司法主体性作一探讨，企望能对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有所助益。
一、主体性基本内涵分析
对于主体性的理解，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的。在他看来，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人作为人类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其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人的主体性通过一种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包括实践活动、意识活动）来实现，并且随着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人作为主体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改造关系，第二层是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第三层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三个层次的关系统一于人的劳动创造和交往活动之中。[1] 与之对应，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中，自主性在主客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为我”关系，即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来改造客观世界，体现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能动性则表明主体是能动的主体，其所有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表现为主体的目的；创造性则意味着以人的方式改造物的存在方式，使物按照人的方式而存在，体现了人类的自我超越。[2]
自人类社会文明的早期开始，人的主体性问题就一直颇受学者们所关注。在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史上，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首先肯定了“自我”的存在。在他看来，“自我”的存在完全是自明的：我虽然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不能怀疑，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而怀疑活动是思想活动，所以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想，作为怀疑活动主体的“自我”的存在是确实可靠的。由此，笛卡尔得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结论或公式，[3] 将“我”作为理性的主体，视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从而对主体性理念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至于康德，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初步建立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自律的哲学家。他在区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前提下，从理性出发解释自由，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他认为人作为主体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首先，在认识论领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康德强调人在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高扬了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其次，在道德领域，康德提出了“人为自身立法”的命题，并且他还认为，道德主体是人之主体性的最高峰，人只有作为道德主体，才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自由。 由此，康德将人奉为整个世界的终极目的，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对此，他曾言道：“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世界的存在就是徒然的，没有最后目的的了。”[4]
进入现代以后，思想家们继续宣扬着主体性理念。其中，麦克塔格特甚至说：“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手段”，国家“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方有价值可言”，如果赋予国家以终极价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样”。[5] 由于现代社会工业化和科层化的扩张和发达，个人往往有如被压抑与操纵之机器。因此，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倡扬个人自主，强烈地抨击这种本末倒置的社会现象，主体性理念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强调和吁求。
面对纷繁的主体性学说，笔者认为，欲把握主体性的内涵，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关于主体性的理论有两种，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如果仅仅强调前者，主体性就可能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成为一种无现实性可言的东西，因为人类的主体性必须要由个体来承担、落实和实现。因此，我们研究主体性问题应将其置重于个体主体性。其次，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客体世界的变化上，还表现在主体自身的发展上。人类自身的改善，既有精神的方面，也有肉体的方面，是灵与肉、心理与生理两个方面的改善。[6] 最后，要强调人的社会本质，注重主体的实践性，要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并把实践和生活放在对理论来说具有根源意义的地位。[7]由此，对主体性可以作下列几点概括：第一，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主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权利。自主性源于人的意志自由，人作为世界的主人，万物之灵长，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因此，在对待意义上，任何将人视为他者作用之对象，或者任由他者摆布之对象的观念和行为都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第二，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觉性。自觉性是自主性扬弃的结果，同时又是主体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和展开形式。自觉性主要表现为主体能力。人作为主体进行任何活动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正是有了明确的目的，人们的行动才不会盲目，才是自觉的行动。自觉性还要求人们相信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人无从替代，也无需替代。第三，人之主体性体现为选择性。这是自觉性得到扬弃之后的结果。选择性体现了主体的自由判断，以及自由判断的能力与性质，展现了主体更充分的自由。对于主体的这种选择的愿望与自由，从理念上予以认可并使之正当化，这便是强调包含在主体性当中的选择性的现实意义。[8] 第四，人之主体性还归结为责任。个人自主自觉地进行选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个人可以享受由此所带来的利益，也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责任。第五，实践性是人之主体性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康德式的道德自律也不能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诉诸物质的批判力量。主体性最终要落实为实践性，而实践是一种能动地改造外部对象的活动，正是通过实践，主体才达到了其目的，实现了其价值。
二、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司法主体性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
人之主体性的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它经历了一个由理念存在到实然享有，由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由少数人权主体到多数人权主体，由主体性不充分到主体性充分，由适用的领域有限到广阔这样一个历史过程。[9] 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机制的强大推动下，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社会，主体性理念已落脚成为许多国家的司法指导理念。
（一）法权主体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且当法治成了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时候，法律的基本功能及其使命便在于构建并保护以社会主体的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关系。这种权利关系既包括体现了权力职责与作用的权利——权力关系，也包括体现了私权利之间相互交换或协调关系的权利——权利关系。[10] 这种法律关系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作为主体享有并支配着自己的权利，并且这种支配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或者是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从而接受和服从国家权力对自己的干预，或者是与其他的社会个体进行一种私权利的交换。无论哪一种情形，社会个体（包括集合体）在法律关系当中都是以法权（利）主体的姿态出现的。由此，一方面，在其产生以及行使的方式上，国家权力就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产生目的绝非是将其作用对象当成客体来对待，而是最终服务于所有成员的整体利益。至此，人便由哲学意义上的道德主体过渡到了现实世界当中的法权主体。
作为国家权力分支之一的司法权，自然也应当体现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服务于人。近代以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主体性理念的意义与内容以不同方式得到了表达与实践。在司法领域，主体性理念在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传统英美法程序中的对抗式诉讼理论和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导”理论。近代民事诉讼法奠基之作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以及以其为样本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主体性理念。[11]
（二）程序主体
主体性理念真正作为司法实践和改革的重要目标而确立并大力推广，则发生于当代。如自上个世纪70年代发韧并持续至今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使诉讼便利公民、低廉有效的“接近正义”运动，便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性理念。学者们为维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避免将当事人作为审判客体对待，提出了衡量民事审判是否正当的依据不仅在于判决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而且在于民事程序本身能否保证当事人参与的观点。诚如王亚新先生所指出的，司法审判在许多方面的特点都可以视为在制度上对判决的可变性加以严格限制的必要或非必要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中最直接也最具根本意义的因素恐怕还在于诉讼审判所特有的程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当事人对抗结构。[12] 笔者亦认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与主体性理念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结构与技术规则的总和。
程序保障，可以理解为通过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其主体性和自律性。它直接反映了正当程序思想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并具体体现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之中，以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当事人主导原则）、证明责任原则等法理为其内容。这种当事人主义的程序结构意味着把更多的诉讼主导权作为权利赋予当事人，而不是作为权力留给法官。尽管最终作出判决的是法官，但当事人却是形成判决的主体：在诉讼开始时，当事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请求，该请求划定了判决的范围；接着，当事人双方必须就存在争执的事项进行协议以确定争点，争点一旦确定亦对法官具有约束力；之后，当事人又围绕着争点收集和提出证据，并就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尽管法官主持着程序的进行，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13] 这样，当事人的实体性诉求在进入程序之后，便在诉讼这一“法的空间”里置换成了程序上的需求，当事人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支配者，转变成了程序的利用者、支配者，成了程序主体。程序之设定是为当事人服务的，是当事人作用的客体。于是，当事人通过程序这一制度在约束自身的同时，也使自身获得了真正的、最大的自由。同时，由于整个诉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展开的，按照自我选择即自我负责的法理，当事人必须对法官的判决表示认可与服从。于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成了一种负担和责任。当然，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责任性相比，其对法官权力的制约性更具现实意义。
三、司法主体性理念与我国民事司法制度
（一）对我国现行民事司法制度的检讨——一个主体性的视角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法制建设，我国的民事司法体制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虽说“尊重人权”已经写入宪法，但总体而言仍未能明确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的主体性仍尊重不够，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具体说来，目前我国民事司法体制存在着下列问题：
1、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不充分也不平等
欲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当然需要科学、细密的程序设计，但其发生效用的前提则是公民能够诉诸法院。事实上，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权利侵害之所以未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救济，往往是因为受害人无法诉诸司法。有学者将使用司法的权利概括为诉讼权，并认为它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但在目前，我国法院的受案范围仍较为有限，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正义的要求；诉讼费用高昂，阻碍了公民利用法院；多数人诉讼制度仍不完善，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尚属阙如，不能有效应对现实需求[14] ；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覆盖面却十分有限，仍有许多公民因为经济原因而被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尚没有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即便是诉讼程序也没有实行多轨制，公民的选择余地不大；此外，律师行业逐利倾向严重，导致许多同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然而标的额较低的案件得不到律师代理，致使其维权不力，等等。
2、诉讼程序设计上仍存在不少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诉讼程序和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衔接不够，未能共同筑起一道纠纷解决的“城墙”；在诉讼程序内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区分不甚明了、二者的衔接度也较差，至于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则未能明确区分；一些程序，如人事诉讼程序等仍付阙如；起诉条件过于严格，要作实体审查，常常导致公民不能有效地行使诉权；法院立案审查随意性过大，一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被拒之门外；诉讼程序欠缺经济性，过于追求程序的严密性、完整性，而未能针对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加重了财政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诉讼的公开性、透明性不够，通常只限于形式意义上的公开，即公开开庭审理，但对法官心证的公开、判决理由的详细阐述等仍旧重视不够；法官经常过于消极，假当事人主义之名而行偷懒之实；此外，还有一些程序职权色彩浓厚，如法院主动追加当事人，法院、检察院可以提起再审或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可以主动移送执行等。[15]
3、国民参与司法不够
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于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上的，人民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就国民参与司法而言（司法民主化），我国还做得很不够，揆诸现实，笔者将其概括如下：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基本上是由有权机关进行，广大公民参与很少；法官的选任名义上是由民意机关——人大进行，但我国的现行政治构架决定了其实际上是操诸于各级党政机关，普通民众基本上无权参与；陪审制①等民众参与司法的制度长期以来被空置，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民众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广大公民的监督权、申诉权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除非借助于有权国家机关，此外，代表市民社会的新闻媒体也还多为官方控制，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仍很有限；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布面较窄，公众无从及时获得相关信息，自然也无法对之进行评论和监督，等等。
(二)理念建构
以上我们列举了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要解决问题，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首要的，因此我们应从改革司法制度赖以建构的理念入手。在司法观念的变革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司法制度设计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体性理念在司法制度中的实践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所谓司法主体性理念，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论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16] 从司法主体性理念出发，就应当树立法官的服务意识，保障公民和当事人对其的决定、支配和主导地位，维护他们的自主性，使司法民主化、便利化，使公民可对其寄予厚望。具体言之，司法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有：(1)由公民来决定司法制度的构建。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依民主要求，主权在民，司法权的运作亦应由公民决定和进行。 第二，由公民主导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进程。（2）司法体制的设置及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当以“便民原则”为指导，要便利公民利用司法制度。（3）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当事人为诉讼主体，当事人应当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
（三）制度建构
前文笔者提出并分析论证了司法主体性理念，但我们不能只重视大道理，忽视“小”制度，夸大所谓社会性质的作用。其实，制度建设也是一个知识的积累过程，制度发育程度的差异往往是操作制度的人们的知识差异的反映，[17] 由此可见制度赖以建基的知识、理论的重要性。以下笔者按照上文所提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来探讨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完善办法。
1、增加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
为确实保障公民接近法院的权利，应当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以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而不是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来受理与否；放宽起诉条件，取消立案制度而行登记办法；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确立多元化的裁判组织和机制；要对诉讼费用进行改革，可以考虑改进诉讼标的额的计算方法，实行低额的起诉手续费，可考虑借鉴德国的“诉额确定制度”， ① 以便利公民提起诉讼；加重滥用诉权者的诉讼费用责任和诉讼风险负担以补偿对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应当透明化、合理化，要加强律师对客户的报酬说明义务，并大力推行律师费转付制度；此外，还要扩充民事法律援助，在援助案件及援助对象的范围、利用者负担的合理方法、理想的运作主体等问题上，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2、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设计
在程序的设置上，应更多地从公民的立场思考程序的功能，按照多元、可选择的价值取向设计出满足社会多元价值需求的多元程序；司法规则和司法语言应当明确易晓，以尽益避免由于司法专业性和封闭性所导致的“司法的剧场化”[18] 而使司法距离社会大众愈来愈远，甚至成为公民之对立物的弊端；法院和法官的行为要具有经济性、便民性、亲和性，如可以考虑设置司法咨询对话、信息提供窗口，实行夜间、休假日服务，进一步推进现代通讯技术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法官必须做到中立无偏，并履行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告知、阐明等诉讼义务，并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法官都应当对当事人以礼相待，并尽力保障他们能方便地行使诉讼权利；改变诉讼中的职权主义做法，由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提供证据资料，双方平等对抗，主导诉讼进程，要赋予当事人决定各项事务的处分权，以及最终形成裁判结论的辩论权。
3、国民参与司法
在国民参与司法方面，要吸收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可以设立由专家、学者和普通公民组成的司法咨询委员会；法官的选任应当听取民众的声音，如可考虑采行法官民选制、法官遴任之国民审查制或法官人事咨询制等，[19] 以避免法官队伍的官僚化；改革、完善、落实陪审制等公民直接参与司法的制度，增强司法的民主化；加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范围和力度，以利于公民对其进行监督；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要加强民众监督的范围、力度和法律效力，加强新闻媒体等“社会独立之眼”[20] 对司法的民意监测；还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法院之友”制度以促进国民对司法的参与。
不愿改革的民族缺乏精神，无法改革的民族缺少活力，为改革而改革的民族缺少智慧。改革已成为当今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然而，“改革”二字并非只是一种标签，可以随意贴，只有那些与时代的主旋律相拍，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福祉的变革才叫改革。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列入人大立法的议事日程，学界也正在为此进行研究和讨论。一部法律的修改有三个层次，即理念、原则和制度，而其中最为重要者当数理念的建构。笔者以为，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设计以及具体路径的选择上，必须以主体性理念作为指导，广泛地吸收普通公民参加，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可以说，民事司法不断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提高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张登巧,赵润林.交往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体性哲学[J].社会科学,2001(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69.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贯彻落实《证券法》全面履行证券公司监管职责有关问题的意见
证监机构字[2006]7号
中国证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管局：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已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证券法》关于证券公司的一系列新规定，总结了近几年来证券公司的发展实践和监管经验，肯定了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成功做法，优化了证券公司规范发展的法律制度框架，对于进一步促进证券公司创新与发展，积极推进当前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和改善证券公司日常监管工作，都具有重大意义。《证券法》一方面赋予证券监管部门必要的监管措施，为做好机构监管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条款对机构监管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强化了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我们应当依法行政，尽职尽责，充分利用好法定的监管措施，努力提高日常监管的有效性，把督促证券公司整改纳入落实《证券法》的工作内容，认真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推进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摸清证券公司风险底数已经完成，固化并划分了监管责任，为我们做好下一步机构监管工作确立了起点，奠定了基础。为巩固成绩，积极督促证券公司整改，推进日常监管工作，切实履行机构监管职责，会机构监管部要做好相应的政策研究、配套规则制定、监管协调、监督指导，依法进行重大事项的审核，严把市场准入关，积极支持各证监局全面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责，共同做好《证券法》的贯彻落实工作。各证监局要加强和改善日常监管工作，认真主动地全面履行对辖区内证券公司的监管职责。现将落实《证券法》，依法履行机构监管法定职责有关问题的意见函告如下：
一、各证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证券公司出现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债券及其他客户资产、超范围经营、违规设定个人债务、为其股东或者关联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等违法违规行为时要立即立案稽查、依法查处。
二、当公司股东存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行为时，各证监局应当根据《证券法》第151条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责令其转让所持证券公司股权。
在上述股东改正违法行为、转让所持证券公司的股权前，可以限制其行使股东权利。
三、证券公司净资本或者其他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规定的，各证监局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该证券公司的稳健运行、损害客户合法权益的，各证监局应当区别情形，按照《证券法》第150条第（三）（四）（五）（六）项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并视效果向会机关提出采取进一步处置措施的建议。
四、各证监局应根据《证券法》第148条的规定履行对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监管的职责。要督促公司按照规定报送业务、财务等经营管理信息和资料，并对其报送的信息、资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相关信息、资料。同时应督促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做好年报审计工作，明确双方的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可在必要时根据监管需要抽取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底稿进行专项核查。
证监局发现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交的信息和资料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专项报告存在问题的，应立即责令其改正，对于需要进一步采取监管措施的，应及时向会机关提出建议。
五、各证监局在采取《证券法》第150条、第151条规定的监管措施的同时，如发现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能勤勉尽责，致使证券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风险的，应根据《证券法》第152条的规定责令公司予以更换，并可向会机关提出撤销其任职资格的建议。
六、在贯彻《证券法》过程中，各证监局要加大督促证券公司整改的力度，做好相应的工作衔接，以责令整改决定的形式将证券公司的整改计划固化或对公司提出明确的监管要求。
请各证监局将证券公司在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证券，股东出资不实和资金占用以及财务指标不达标等方面的整改事项与适用《证券法》规定的监管措施联系起来，在2006年1月底前向证券公司下发责令整改决定，并抄报会机构部。对整改计划符合要求的证券公司，以责令整改决定的形式将其整改计划固化，责令整改决定应将证券公司整改的事项、进度和时限按公司提交各证监局核查确认的整改计划予以明确。对整改计划不符合要求的证券公司，责令整改决定中应明确要求公司限期修订完善整改计划或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对涉及《证券法》有关规定的整改事项，要明示对在限期内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力的公司将依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督促证券公司整改的相关事宜，详见附件《督促证券公司整改有关事项的具体要求》。
七、各证监局在贯彻落实《证券法》，推进日常监管和督促证券公司整改工作中，要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方法，及时沟通情况。对各项监管措施要做到持续跟踪，落实见效。在对证券公司或其高级管理人员采取监管措施时，请及时告知会机构部。
附件：《督促证券公司整改有关事项的具体要求》。
二○○六年一月十八日
附件：
督促证券公司整改有关事项的具体要求
在配合《证券法》实施，做好相关的工作衔接的同时，要严格执行《关于从严从快查处证券公司新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5]42号）及《关于进一步做好证券公司整改工作的通知》（证监办发[2005]77号）的有关规定，强力督促证券公司修订完善整改计划并切实进行整改，确保实现综合治理的目标，顺利转入常规监管。
一、各证监局应按照以下要求，严密跟踪证券公司整改进度，对整改不力公司及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或提出明确的处理建议。
（一）当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各证监局应对公司高管人员进行监管谈话。
1、公司上报的整改计划不符合规定；
2、公司未能按进度完成整改（不含涉及清理违规业务、压缩财务风险等重点整改事项）。
（二）当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各证监局应根据《证券法》第150条的有关规定，提出限制公司现有业务的建议，如暂停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保荐业务资格、承销业务资格、限制公司开放式基金代销业务规模，暂停经纪类公司新增客户开户等；并根据《证券法》第152条的有关规定，认定负有责任的公司高管人员为不适当人选：
1、公司整改计划不符合要求；
2、公司未能按进度完成涉及清理违规业务、压缩财务风险等重点整改事项；
（三）当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各证监局应对公司、分支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进行立案稽查，追究公司、分支机构及相关人员责任：
1、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债券或其他客户资产和违规个人债务等违法违规行为拒不整改；
2、2004年9月30日后公司新出现涉及客户资产安全、违规债务、违规资产管理、股东与高管违规以及自查摸底中弄虚作假等属于从严从快查处范围内的违法违规行为，又未立即改正；
3、股东抽逃出资，情节严重；
4、各证监局认为应当立案稽查的其他情形。
（四）当公司存在下列情形时，各证监局应立即将有关情况报会机构部和风险办，并提出相应风险控制或处置措施建议：
1、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债券或其他客户资产，数额巨大、无力归还，或者2004年9月30日后新增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债券等客户资产，新增违规个人债务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立即整改；
2、严重违规，风险较大，未上报整改计划，或上报的整改计划不符要求又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修订完善；
3、股东抽逃出资，情节严重，未立即整改。
当公司财务指标不符合有关监管规定，且在规定整改期限内仍未改善达标的，各证监局应提出风险控制的处置措施建议。
在采取以上措施的同时，各证监局要督促公司严控费用开支和进行内部责任追究，对不符合整改要求负有责任的人员实行降低薪酬、降职、免职等处分措施。
（五）公司违法违规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涉嫌违法犯罪人员，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建议。
二、创新试点类和规范类公司如对所承诺的清理整改事项和其他问题未按计划完成整改的，除采取以上措施外，各证监局要提出暂停对其创新业务的支持、暂缓公司创新产品和审核事项的审核建议，并要求公司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内部处理，追究责任。如公司不能持续符合创新类、规范类公司标准，会机构部将根据相关证监局的意见，建议证券业协会进行专项考评或临时考评，取消其创新类、规范类证券公司的评定。
三、各证监局应依据公司的整改计划监督公司执行，并进行持续跟踪、检查。督促公司充分调动地方政府、股东及其他各方资源，尽最大可能保证整改计划按期执行。发现公司未按计划完成整改的，要在督促公司进行内部责任追究的同时，及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若发现公司整改计划不能按期完成，应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或提出明确的处理建议。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已经成为当代一个潮流，主体性体现在司法中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它经历了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国现今的民事司法制度在尊重人的主体性方面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故而应当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主体性；司法主体性；民事司法
尊重人权已成为现世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已写入我国宪法。尊重人权要求我们肯定公民的司法主体性，始终关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正义的需求，充分发挥民权对于推动改革、完善司法的作用。本文拟对司法主体性作一探讨，企望能对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有所助益。
一、主体性基本内涵分析
对于主体性的理解，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的。在他看来，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人作为人类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其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人的主体性通过一种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包括实践活动、意识活动）来实现，并且随着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人作为主体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改造关系，第二层是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第三层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三个层次的关系统一于人的劳动创造和交往活动之中。[1] 与之对应，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中，自主性在主客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为我”关系，即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来改造客观世界，体现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能动性则表明主体是能动的主体，其所有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表现为主体的目的；创造性则意味着以人的方式改造物的存在方式，使物按照人的方式而存在，体现了人类的自我超越。[2]
自人类社会文明的早期开始，人的主体性问题就一直颇受学者们所关注。在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史上，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首先肯定了“自我”的存在。在他看来，“自我”的存在完全是自明的：我虽然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不能怀疑，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而怀疑活动是思想活动，所以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想，作为怀疑活动主体的“自我”的存在是确实可靠的。由此，笛卡尔得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结论或公式，[3] 将“我”作为理性的主体，视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从而对主体性理念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至于康德，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初步建立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自律的哲学家。他在区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前提下，从理性出发解释自由，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他认为人作为主体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首先，在认识论领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康德强调人在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高扬了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其次，在道德领域，康德提出了“人为自身立法”的命题，并且他还认为，道德主体是人之主体性的最高峰，人只有作为道德主体，才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自由。 由此，康德将人奉为整个世界的终极目的，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对此，他曾言道：“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世界的存在就是徒然的，没有最后目的的了。”[4]
进入现代以后，思想家们继续宣扬着主体性理念。其中，麦克塔格特甚至说：“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手段”，国家“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方有价值可言”，如果赋予国家以终极价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样”。[5] 由于现代社会工业化和科层化的扩张和发达，个人往往有如被压抑与操纵之机器。因此，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倡扬个人自主，强烈地抨击这种本末倒置的社会现象，主体性理念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强调和吁求。
面对纷繁的主体性学说，笔者认为，欲把握主体性的内涵，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关于主体性的理论有两种，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如果仅仅强调前者，主体性就可能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成为一种无现实性可言的东西，因为人类的主体性必须要由个体来承担、落实和实现。因此，我们研究主体性问题应将其置重于个体主体性。其次，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客体世界的变化上，还表现在主体自身的发展上。人类自身的改善，既有精神的方面，也有肉体的方面，是灵与肉、心理与生理两个方面的改善。[6] 最后，要强调人的社会本质，注重主体的实践性，要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并把实践和生活放在对理论来说具有根源意义的地位。[7]由此，对主体性可以作下列几点概括：第一，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主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权利。自主性源于人的意志自由，人作为世界的主人，万物之灵长，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因此，在对待意义上，任何将人视为他者作用之对象，或者任由他者摆布之对象的观念和行为都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第二，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觉性。自觉性是自主性扬弃的结果，同时又是主体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和展开形式。自觉性主要表现为主体能力。人作为主体进行任何活动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正是有了明确的目的，人们的行动才不会盲目，才是自觉的行动。自觉性还要求人们相信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人无从替代，也无需替代。第三，人之主体性体现为选择性。这是自觉性得到扬弃之后的结果。选择性体现了主体的自由判断，以及自由判断的能力与性质，展现了主体更充分的自由。对于主体的这种选择的愿望与自由，从理念上予以认可并使之正当化，这便是强调包含在主体性当中的选择性的现实意义。[8] 第四，人之主体性还归结为责任。个人自主自觉地进行选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个人可以享受由此所带来的利益，也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责任。第五，实践性是人之主体性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康德式的道德自律也不能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诉诸物质的批判力量。主体性最终要落实为实践性，而实践是一种能动地改造外部对象的活动，正是通过实践，主体才达到了其目的，实现了其价值。
二、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司法主体性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
人之主体性的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它经历了一个由理念存在到实然享有，由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由少数人权主体到多数人权主体，由主体性不充分到主体性充分，由适用的领域有限到广阔这样一个历史过程。[9] 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机制的强大推动下，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社会，主体性理念已落脚成为许多国家的司法指导理念。
（一）法权主体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且当法治成了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时候，法律的基本功能及其使命便在于构建并保护以社会主体的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关系。这种权利关系既包括体现了权力职责与作用的权利——权力关系，也包括体现了私权利之间相互交换或协调关系的权利——权利关系。[10] 这种法律关系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作为主体享有并支配着自己的权利，并且这种支配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或者是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从而接受和服从国家权力对自己的干预，或者是与其他的社会个体进行一种私权利的交换。无论哪一种情形，社会个体（包括集合体）在法律关系当中都是以法权（利）主体的姿态出现的。由此，一方面，在其产生以及行使的方式上，国家权力就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产生目的绝非是将其作用对象当成客体来对待，而是最终服务于所有成员的整体利益。至此，人便由哲学意义上的道德主体过渡到了现实世界当中的法权主体。
作为国家权力分支之一的司法权，自然也应当体现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服务于人。近代以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主体性理念的意义与内容以不同方式得到了表达与实践。在司法领域，主体性理念在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传统英美法程序中的对抗式诉讼理论和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导”理论。近代民事诉讼法奠基之作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以及以其为样本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主体性理念。[11]
（二）程序主体
主体性理念真正作为司法实践和改革的重要目标而确立并大力推广，则发生于当代。如自上个世纪70年代发韧并持续至今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使诉讼便利公民、低廉有效的“接近正义”运动，便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性理念。学者们为维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避免将当事人作为审判客体对待，提出了衡量民事审判是否正当的依据不仅在于判决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而且在于民事程序本身能否保证当事人参与的观点。诚如王亚新先生所指出的，司法审判在许多方面的特点都可以视为在制度上对判决的可变性加以严格限制的必要或非必要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中最直接也最具根本意义的因素恐怕还在于诉讼审判所特有的程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当事人对抗结构。[12] 笔者亦认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与主体性理念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结构与技术规则的总和。
程序保障，可以理解为通过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其主体性和自律性。它直接反映了正当程序思想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并具体体现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之中，以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当事人主导原则）、证明责任原则等法理为其内容。这种当事人主义的程序结构意味着把更多的诉讼主导权作为权利赋予当事人，而不是作为权力留给法官。尽管最终作出判决的是法官，但当事人却是形成判决的主体：在诉讼开始时，当事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请求，该请求划定了判决的范围；接着，当事人双方必须就存在争执的事项进行协议以确定争点，争点一旦确定亦对法官具有约束力；之后，当事人又围绕着争点收集和提出证据，并就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尽管法官主持着程序的进行，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13] 这样，当事人的实体性诉求在进入程序之后，便在诉讼这一“法的空间”里置换成了程序上的需求，当事人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支配者，转变成了程序的利用者、支配者，成了程序主体。程序之设定是为当事人服务的，是当事人作用的客体。于是，当事人通过程序这一制度在约束自身的同时，也使自身获得了真正的、最大的自由。同时，由于整个诉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展开的，按照自我选择即自我负责的法理，当事人必须对法官的判决表示认可与服从。于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成了一种负担和责任。当然，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责任性相比，其对法官权力的制约性更具现实意义。
三、司法主体性理念与我国民事司法制度
（一）对我国现行民事司法制度的检讨——一个主体性的视角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法制建设，我国的民事司法体制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虽说“尊重人权”已经写入宪法，但总体而言仍未能明确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的主体性仍尊重不够，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具体说来，目前我国民事司法体制存在着下列问题：
1、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不充分也不平等
欲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当然需要科学、细密的程序设计，但其发生效用的前提则是公民能够诉诸法院。事实上，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权利侵害之所以未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救济，往往是因为受害人无法诉诸司法。有学者将使用司法的权利概括为诉讼权，并认为它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但在目前，我国法院的受案范围仍较为有限，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正义的要求；诉讼费用高昂，阻碍了公民利用法院；多数人诉讼制度仍不完善，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尚属阙如，不能有效应对现实需求[14] ；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覆盖面却十分有限，仍有许多公民因为经济原因而被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尚没有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即便是诉讼程序也没有实行多轨制，公民的选择余地不大；此外，律师行业逐利倾向严重，导致许多同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然而标的额较低的案件得不到律师代理，致使其维权不力，等等。
2、诉讼程序设计上仍存在不少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诉讼程序和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衔接不够，未能共同筑起一道纠纷解决的“城墙”；在诉讼程序内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区分不甚明了、二者的衔接度也较差，至于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则未能明确区分；一些程序，如人事诉讼程序等仍付阙如；起诉条件过于严格，要作实体审查，常常导致公民不能有效地行使诉权；法院立案审查随意性过大，一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被拒之门外；诉讼程序欠缺经济性，过于追求程序的严密性、完整性，而未能针对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加重了财政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诉讼的公开性、透明性不够，通常只限于形式意义上的公开，即公开开庭审理，但对法官心证的公开、判决理由的详细阐述等仍旧重视不够；法官经常过于消极，假当事人主义之名而行偷懒之实；此外，还有一些程序职权色彩浓厚，如法院主动追加当事人，法院、检察院可以提起再审或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可以主动移送执行等。[15]
3、国民参与司法不够
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于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上的，人民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就国民参与司法而言（司法民主化），我国还做得很不够，揆诸现实，笔者将其概括如下：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基本上是由有权机关进行，广大公民参与很少；法官的选任名义上是由民意机关——人大进行，但我国的现行政治构架决定了其实际上是操诸于各级党政机关，普通民众基本上无权参与；陪审制①等民众参与司法的制度长期以来被空置，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民众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广大公民的监督权、申诉权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除非借助于有权国家机关，此外，代表市民社会的新闻媒体也还多为官方控制，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仍很有限；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布面较窄，公众无从及时获得相关信息，自然也无法对之进行评论和监督，等等。
(二)理念建构
以上我们列举了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要解决问题，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首要的，因此我们应从改革司法制度赖以建构的理念入手。在司法观念的变革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司法制度设计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体性理念在司法制度中的实践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所谓司法主体性理念，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论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16] 从司法主体性理念出发，就应当树立法官的服务意识，保障公民和当事人对其的决定、支配和主导地位，维护他们的自主性，使司法民主化、便利化，使公民可对其寄予厚望。具体言之，司法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有：(1)由公民来决定司法制度的构建。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依民主要求，主权在民，司法权的运作亦应由公民决定和进行。 第二，由公民主导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进程。（2）司法体制的设置及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当以“便民原则”为指导，要便利公民利用司法制度。（3）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当事人为诉讼主体，当事人应当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
（三）制度建构
前文笔者提出并分析论证了司法主体性理念，但我们不能只重视大道理，忽视“小”制度，夸大所谓社会性质的作用。其实，制度建设也是一个知识的积累过程，制度发育程度的差异往往是操作制度的人们的知识差异的反映，[17] 由此可见制度赖以建基的知识、理论的重要性。以下笔者按照上文所提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来探讨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完善办法。
1、增加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
为确实保障公民接近法院的权利，应当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以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而不是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来受理与否；放宽起诉条件，取消立案制度而行登记办法；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确立多元化的裁判组织和机制；要对诉讼费用进行改革，可以考虑改进诉讼标的额的计算方法，实行低额的起诉手续费，可考虑借鉴德国的“诉额确定制度”， ① 以便利公民提起诉讼；加重滥用诉权者的诉讼费用责任和诉讼风险负担以补偿对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应当透明化、合理化，要加强律师对客户的报酬说明义务，并大力推行律师费转付制度；此外，还要扩充民事法律援助，在援助案件及援助对象的范围、利用者负担的合理方法、理想的运作主体等问题上，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2、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设计
在程序的设置上，应更多地从公民的立场思考程序的功能，按照多元、可选择的价值取向设计出满足社会多元价值需求的多元程序；司法规则和司法语言应当明确易晓，以尽益避免由于司法专业性和封闭性所导致的“司法的剧场化”[18] 而使司法距离社会大众愈来愈远，甚至成为公民之对立物的弊端；法院和法官的行为要具有经济性、便民性、亲和性，如可以考虑设置司法咨询对话、信息提供窗口，实行夜间、休假日服务，进一步推进现代通讯技术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法官必须做到中立无偏，并履行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告知、阐明等诉讼义务，并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法官都应当对当事人以礼相待，并尽力保障他们能方便地行使诉讼权利；改变诉讼中的职权主义做法，由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提供证据资料，双方平等对抗，主导诉讼进程，要赋予当事人决定各项事务的处分权，以及最终形成裁判结论的辩论权。
3、国民参与司法
在国民参与司法方面，要吸收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可以设立由专家、学者和普通公民组成的司法咨询委员会；法官的选任应当听取民众的声音，如可考虑采行法官民选制、法官遴任之国民审查制或法官人事咨询制等，[19] 以避免法官队伍的官僚化；改革、完善、落实陪审制等公民直接参与司法的制度，增强司法的民主化；加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范围和力度，以利于公民对其进行监督；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要加强民众监督的范围、力度和法律效力，加强新闻媒体等“社会独立之眼”[20] 对司法的民意监测；还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法院之友”制度以促进国民对司法的参与。
不愿改革的民族缺乏精神，无法改革的民族缺少活力，为改革而改革的民族缺少智慧。改革已成为当今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然而，“改革”二字并非只是一种标签，可以随意贴，只有那些与时代的主旋律相拍，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福祉的变革才叫改革。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列入人大立法的议事日程，学界也正在为此进行研究和讨论。一部法律的修改有三个层次，即理念、原则和制度，而其中最为重要者当数理念的建构。笔者以为，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设计以及具体路径的选择上，必须以主体性理念作为指导，广泛地吸收普通公民参加，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可以说，民事司法不断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提高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张登巧,赵润林.交往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体性哲学[J].社会科学,2001(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69.
关于贯彻落实《证券法》全面履行证券公司监管职责有关问题的意见
关于贯彻落实《证券法》全面履行证券公司监管职责有关问题的意见
证监机构字[2006]7号
中国证监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监管局：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已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证券法》关于证券公司的一系列新规定，总结了近几年来证券公司的发展实践和监管经验，肯定了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成功做法，优化了证券公司规范发展的法律制度框架，对于进一步促进证券公司创新与发展，积极推进当前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和改善证券公司日常监管工作，都具有重大意义。《证券法》一方面赋予证券监管部门必要的监管措施，为做好机构监管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相当多的条款对机构监管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强化了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我们应当依法行政，尽职尽责，充分利用好法定的监管措施，努力提高日常监管的有效性，把督促证券公司整改纳入落实《证券法》的工作内容，认真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目前，推进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摸清证券公司风险底数已经完成，固化并划分了监管责任，为我们做好下一步机构监管工作确立了起点，奠定了基础。为巩固成绩，积极督促证券公司整改，推进日常监管工作，切实履行机构监管职责，会机构监管部要做好相应的政策研究、配套规则制定、监管协调、监督指导，依法进行重大事项的审核，严把市场准入关，积极支持各证监局全面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责，共同做好《证券法》的贯彻落实工作。各证监局要加强和改善日常监管工作，认真主动地全面履行对辖区内证券公司的监管职责。现将落实《证券法》，依法履行机构监管法定职责有关问题的意见函告如下：
一、各证监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证券公司出现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债券及其他客户资产、超范围经营、违规设定个人债务、为其股东或者关联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等违法违规行为时要立即立案稽查、依法查处。
二、当公司股东存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行为时，各证监局应当根据《证券法》第151条的规定，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责令其转让所持证券公司股权。
在上述股东改正违法行为、转让所持证券公司的股权前，可以限制其行使股东权利。
三、证券公司净资本或者其他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规定的，各证监局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该证券公司的稳健运行、损害客户合法权益的，各证监局应当区别情形，按照《证券法》第150条第（三）（四）（五）（六）项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并视效果向会机关提出采取进一步处置措施的建议。
四、各证监局应根据《证券法》第148条的规定履行对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监管的职责。要督促公司按照规定报送业务、财务等经营管理信息和资料，并对其报送的信息、资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公司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供相关信息、资料。同时应督促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做好年报审计工作，明确双方的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可在必要时根据监管需要抽取部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底稿进行专项核查。
证监局发现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交的信息和资料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专项报告存在问题的，应立即责令其改正，对于需要进一步采取监管措施的，应及时向会机关提出建议。
五、各证监局在采取《证券法》第150条、第151条规定的监管措施的同时，如发现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未能勤勉尽责，致使证券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风险的，应根据《证券法》第152条的规定责令公司予以更换，并可向会机关提出撤销其任职资格的建议。
六、在贯彻《证券法》过程中，各证监局要加大督促证券公司整改的力度，做好相应的工作衔接，以责令整改决定的形式将证券公司的整改计划固化或对公司提出明确的监管要求。
请各证监局将证券公司在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证券，股东出资不实和资金占用以及财务指标不达标等方面的整改事项与适用《证券法》规定的监管措施联系起来，在2006年1月底前向证券公司下发责令整改决定，并抄报会机构部。对整改计划符合要求的证券公司，以责令整改决定的形式将其整改计划固化，责令整改决定应将证券公司整改的事项、进度和时限按公司提交各证监局核查确认的整改计划予以明确。对整改计划不符合要求的证券公司，责令整改决定中应明确要求公司限期修订完善整改计划或明确提出整改要求。对涉及《证券法》有关规定的整改事项，要明示对在限期内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力的公司将依法采取的监管措施。
督促证券公司整改的相关事宜，详见附件《督促证券公司整改有关事项的具体要求》。
七、各证监局在贯彻落实《证券法》，推进日常监管和督促证券公司整改工作中，要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方法，及时沟通情况。对各项监管措施要做到持续跟踪，落实见效。在对证券公司或其高级管理人员采取监管措施时，请及时告知会机构部。
附件：《督促证券公司整改有关事项的具体要求》。
二○○六年一月十八日
附件：
督促证券公司整改有关事项的具体要求
在配合《证券法》实施，做好相关的工作衔接的同时，要严格执行《关于从严从快查处证券公司新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5]42号）及《关于进一步做好证券公司整改工作的通知》（证监办发[2005]77号）的有关规定，强力督促证券公司修订完善整改计划并切实进行整改，确保实现综合治理的目标，顺利转入常规监管。
一、各证监局应按照以下要求，严密跟踪证券公司整改进度，对整改不力公司及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或提出明确的处理建议。
（一）当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各证监局应对公司高管人员进行监管谈话。
1、公司上报的整改计划不符合规定；
2、公司未能按进度完成整改（不含涉及清理违规业务、压缩财务风险等重点整改事项）。
（二）当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各证监局应根据《证券法》第150条的有关规定，提出限制公司现有业务的建议，如暂停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保荐业务资格、承销业务资格、限制公司开放式基金代销业务规模，暂停经纪类公司新增客户开户等；并根据《证券法》第152条的有关规定，认定负有责任的公司高管人员为不适当人选：
1、公司整改计划不符合要求；
2、公司未能按进度完成涉及清理违规业务、压缩财务风险等重点整改事项；
（三）当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时，各证监局应对公司、分支机构及有关责任人员进行立案稽查，追究公司、分支机构及相关人员责任：
1、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债券或其他客户资产和违规个人债务等违法违规行为拒不整改；
2、2004年9月30日后公司新出现涉及客户资产安全、违规债务、违规资产管理、股东与高管违规以及自查摸底中弄虚作假等属于从严从快查处范围内的违法违规行为，又未立即改正；
3、股东抽逃出资，情节严重；
4、各证监局认为应当立案稽查的其他情形。
（四）当公司存在下列情形时，各证监局应立即将有关情况报会机构部和风险办，并提出相应风险控制或处置措施建议：
1、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债券或其他客户资产，数额巨大、无力归还，或者2004年9月30日后新增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债券等客户资产，新增违规个人债务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未立即整改；
2、严重违规，风险较大，未上报整改计划，或上报的整改计划不符要求又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修订完善；
3、股东抽逃出资，情节严重，未立即整改。
当公司财务指标不符合有关监管规定，且在规定整改期限内仍未改善达标的，各证监局应提出风险控制的处置措施建议。
在采取以上措施的同时，各证监局要督促公司严控费用开支和进行内部责任追究，对不符合整改要求负有责任的人员实行降低薪酬、降职、免职等处分措施。
（五）公司违法违规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涉嫌违法犯罪人员，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的建议。
二、创新试点类和规范类公司如对所承诺的清理整改事项和其他问题未按计划完成整改的，除采取以上措施外，各证监局要提出暂停对其创新业务的支持、暂缓公司创新产品和审核事项的审核建议，并要求公司对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内部处理，追究责任。如公司不能持续符合创新类、规范类公司标准，会机构部将根据相关证监局的意见，建议证券业协会进行专项考评或临时考评，取消其创新类、规范类证券公司的评定。
三、各证监局应依据公司的整改计划监督公司执行，并进行持续跟踪、检查。督促公司充分调动地方政府、股东及其他各方资源，尽最大可能保证整改计划按期执行。发现公司未按计划完成整改的，要在督促公司进行内部责任追究的同时，及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若发现公司整改计划不能按期完成，应及时果断采取措施或提出明确的处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