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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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

　　（2009年6月3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的居住登记和居住证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流动人口，是指在本省居住的非本市区、县（市）户籍的人员。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和服务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和服务管理的各项制度，保障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和服务管理工作所需经费、人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和服务管理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和服务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以下简称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的居住登记和居住证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教育、民政、司法行政、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商行政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做好流动人口居住登记相关的服务管理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协助做好流动人口居住登记相关的服务管理工作。

　　第五条公安机关根据需要可以委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服务管理机构）从事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居住证受理和发放等工作。

　　公安机关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队伍，协助开展流动人口居住登记信息采集等服务管理工作。

　　第六条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流动人口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依法履行义务。

　　第二章居住登记

　　第七条流动人口应当按照国家和本条例规定，办理居住登记。

　　流动人口办理居住登记，应当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不能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的，应当配合公安机关采集与其身份相关的信息。

　　第八条下列流动人口，按照以下规定办理居住登记：

　　（一）在宾馆、酒店、旅店、招待所以及可供住宿的其他经营性服务场所居住的人员，由经营单位负责登记；

　　（二）在医院住院就医的人员，由医院负责登记；

　　（三）在学校、培训机构寄宿就学或者培训的人员，由学校、培训机构负责登记；

　　（四）在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员，由救助机构负责登记。

　　按照前款规定负责登记的单位，应当在办理登记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登记情况报送公安机关；法律、法规对报送要求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居住在具有本地户籍的亲属家中的流动人口，居住时间在十五日以下的，可以不办理居住登记。

　　第九条用人单位应当在招用流动人口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招用的流动人口信息报送公安机关，也可以告知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将相关信息及时转告公安机关。

　　用人单位与被招用的流动人口终止劳动关系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在终止劳动关系或者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人员名单报送公安机关，也可以告知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将相关信息及时转告公安机关。

　　第十条房屋出租人应当在房屋出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承租房屋的流动人口信息报送公安机关，也可以告知物业服务单位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将相关信息及时转告公安机关。

　　房屋出租人与承租房屋的流动人口终止租赁关系的，应当在终止租赁关系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人员名单报送公安机关，也可以告知物业服务单位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将相关信息及时转告公安机关。

　　第十一条物业服务单位应当将房屋出租人告知的承租房屋流动人口信息，在三个工作日内报送公安机关。

　　第十二条从事房屋租赁、职业介绍的中介机构应当在介绍成功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房屋出租人、承租房屋的流动人口或者雇主、受雇流动人口的信息报送公安机关，也可以告知社区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将相关信息及时转告公安机关。

　　第十三条公安机关应当主动为流动人口办理居住登记提供服务。

　　公安机关应当拓展流动人口居住登记信息采集方式，开通电话、传真、网络等申报渠道，方便流动人口和有关单位办理居住登记。

　　第三章居住证

　　第十四条居住证分为《浙江省临时居住证》和《浙江省居住证》。

　　第十五条流动人口办理居住登记时，公安机关应当发给《浙江省临时居住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不要求领证的，可以不发证：

　　（一）未满十六周岁的；

　　（二）拟居住三十日以下的；

　　（三）按照本条例第八条办理居住登记的。

　　第十六条公安机关发给《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时，流动人口除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外，还应当提交近期相片；不能提交近期相片的，公安机关可以采集其人像信息。

　　第十七条流动人口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申领《浙江省居住证》：

　　（一）持有《浙江省临时居住证》，连续居住满三年；

　　（二）有固定住所；

　　（三）有稳定工作；

　　（四）居住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根据居住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属于投资创业或者引进人才的流动人口，申领《浙江省居住证》可以不受前款规定限制。

　　第十八条公安机关接到申领人提交的申领《浙江省居住证》相关证明材料后，对材料齐全的，应当受理，出具回执；对符合申领条件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核发《浙江省居住证》，对不符合申领条件的，应当告知申领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浙江省居住证》证件作为持有人的居住证明，在全省范围内有效。

　　《浙江省临时居住证》证件有效期为六个月至三年，具体期限根据流动人口拟居住时间确定。证件有效期内，证件持有人居住地址、服务处所等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变更登记。

　　《浙江省居住证》证件有效期为九年。证件有效期内，证件持有人居住地址、服务处所等登记事项在发证地的市区、县（市）范围内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日内办理变更登记。

　　第二十条《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浙江省居住证》证件持有人可以享受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具体待遇，以及凭《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或者《浙江省居住证》可以办理的个人事务，由居住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规定。

　　第二十一条《浙江省居住证》持有人符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转办居住地常住户口。

　　第二十二条《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浙江省居住证》证件有效期满持有人需要继续居住或者证件因严重损坏不能辨认的，证件持有人应当及时在现居住地公安机关换领新证；领取新证时，应当交回原证。《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浙江省居住证》丢失的，证件持有人应当及时在现居住地公安机关补领新证。

　　第二十三条《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浙江省居住证》由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统一监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出租、出借、转让、买卖、非法扣押《浙江省临时居住证》和《浙江省居住证》。

　　第二十四条居住登记和《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浙江省居住证》的颁发或者申领、换领以及变更登记，不得收取费用。

　　第二十五条任何部门和单位在办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浙江省居住证》时，不得附带收取其他费用。

　　第四章信息管理

　　第二十六条建立全省统一的流动人口综合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流动人口信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户籍地址、居住地址、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预防保健、随同的未满十六周岁人员、租住房屋等信息。

　　公安、教育、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部门采集的流动人口信息，应当统一汇入流动人口综合信息平台。

　　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知悉的流动人口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违规查询、使用流动人口基础信息。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办理居住登记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不办理变更登记的。

　　流动人口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取得《浙江省居住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注销并收缴其《浙江省居住证》，并处二百元的罚款。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至第十二条规定，未按时报送或者告知相关信息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未报送或者告知人数每人一百元的数额处以罚款。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法扣押流动人口《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或者《浙江省居住证》的，由公安机关责令立即交还，按照非法扣押的《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或者《浙江省居住证》证件数处以每证一百元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服务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八条规定，不依法为流动人口办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或者《浙江省居住证》的；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收取费用的；

　　（三）泄露因制作、发放、查验《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浙江省居住证》而知悉的流动人口个人信息的；

　　（四）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五）其他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行为。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三条外国人、无国籍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的居住登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四条本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1995年4月2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2004年7月30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的《浙江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依照《浙江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领取的《暂住证》，在其有效期内，继续有效；有效期满需要继续居住的，按照本条例规定换领《浙江省临时居住证》或者申领《浙江省居住证》。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姬晓红



前言：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利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其四，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此外还包括公职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平等权同时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这一优秀传统在我国要开花结果，我们首先要鼓励建立合理的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让父母放开手让孩子们自己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对孩子给与指导和帮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强制和批评。其次要培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选拔公职人员的方式上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这样通过外部环境外在地来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使我们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适应显型层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