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人考核费用开支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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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人考核费用开支的规定
关于工人考核费用开支的规定
1992年4月17日，财政部、劳动部
根据经国务院批准由劳动部颁发的《工人考核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现对工人考核费用的开支问题规定如下：
一、工人考核工作应按照国家规定一般由本单位组织进行。国营企业组织工人操作技能考核，属于生产（经营）一线工种，要结合生产（经营）进行；属于非生产（经营）一线工种，要结合实际工作进行。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工人操作技能考核，也应结合实际工作进行。
二、按照国家规定由本单位组织工人考核发生的费用，按下列办法列支：
1．国营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组织工人考核发生的命题、审题、监考、阅卷等考核人员的酬金，印卷费、办公费（即办公用文具、纸张等费用）和工人考前培训费（包括技术业务理论和操作技能培训费），以及缴纳的各种工人考核证书的费用等，在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2．国营企业工人操作技能考核发生的与生产经营和实际工作有关的原材料和水电消耗、固定资产折旧、大修理费、产品检测费等，不单独计算，由原有关渠道列支。生产经营一线工人结合生产经营进行考核的，在生产经营成本中列支；检修工人结合固定资产的大修理进行考核的，在大修理基金中列支。
3．行政事业单位工人操作技能考核费用，实行成本（费用）核算的，可列入成本（费用）；未实行成本（费用）核算的，在其他费用中列支。
三、各单位工人考核费用的开支应勤俭节约，严格控制支出，杜绝各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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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村民自治制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暴露出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前村民自治体内越来越多的自治权利受到侵害，权力救济和行政救济等途径凸显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村民自治权利司法救济制度，从而保障村民实现自治中的各项权利，促进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村民自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政治治理制度，是农村村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理性选择。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的一项民主制度，通过1998年11月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得以确立并迅速发展。目前，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已基本成型，并逐渐成为农民民主参与社会管理的最有效途径和最典型表现。但是，回顾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村民自治的法治之路依然漫长，村民自治权利频遭侵扰的客观现实依然持续存在。实践中的诸多案例也显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内部及外部的权利与权力的对立与冲突问题，法律调整的真空地带大量存在。尤其是自治权利受到侵犯时却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济。这些现象不仅侵害了公民的权利，阻碍了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村民自治中权利被侵犯的情形
村民自治中的权利包括参与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举报权、罢免权和法定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权利。[1]当前在村民自治体内，村民权利被侵犯的情形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①村民委员会成员被非法撤换、停职、诫免；②无序竞争现象比如贿选有增多趋势；③操纵选举、砸票箱、撕毁选票等破坏选举的行为；[2]④政府、村党支部或者村民自治体擅自“为民作主”；⑤政府或有关部门越俎代庖或者上收农民民主权利，推行“村财乡管”；⑥在决定村干部工资补贴、集体收益分配、村庄撤并、新农村建设资金项目等重大问题时，忽视农民的参与权、决策权；⑦宗族、派性势力干扰村务管理；⑧村干部以权谋私、违法违纪；⑨因罢免程序设置不合理，罢免不称职的村民自治体成员存在较大难度；⑩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缺少衔接与配合等。[3]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但作为全国村民自治先进市的湖北省潜江市，自1999年9月28日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以来，截至2002年5月1日，被乡镇党委和政府非法撤换的村民委员会干部达619人，涉及269个村，占全市的81.75%，其中187个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被非法撤换，占56.8%。[4]
案例1 2003年8月18日，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湖北村举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非正式候选人庄文呈在“另选他人”一栏中胜出，获得1247张选票，超过总票数的一半，当选为新一届村民委员会主任。8月20日，镇政府以“本次选举存在代领、代填选票现象”为由，宣布这次选举结果无效，决定安排重新选举。镇政府的决定一公布，村民们一片哗然。这位“民选”的村委会主任对官方的认定不服，决心要讨个说法，于是踏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遗憾的是庄文呈所有的反映、申诉、控告，均无果而终。[5]
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村民决定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分配使用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金、土地出让金、集体资产股权分配以及各种集体福利等利益分配问题。是不是村民、享受不享受村民的待遇，就成为问题争论的焦点。当前，丧失村民资格和待遇，是部分农村妇女合法权利受损害的主要表现形式。一些地方在村规民约中存在对有女无子户的歧视条款，作出了“多子家庭娶媳可全部落户，而有女无子户招婿只准一个落户”等歧视性规定。有的地方干脆在村规民约的制订过程中，就剥夺了妇女代表的参与权，以致于妇女的呼声根本无法得到反映。如何保护少数弱势群体，给他们在利益分配中一定的利益表达权和利益诉求通道，是考验我们新农村建设成效的一个重要问题。
案例2 湖南省平江县南江镇桥市村的村规民约规定：出嫁女不管户口是否迁出，不再享有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生产经营权，不能享受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离婚女性不管是否改嫁，户口是否迁出，田土一律调整；男到女家，男的不参与田土分配。由于这几条村规民约的桎梏，使该村60多名出嫁女多年来不能参与该村因土地征收而获得的收益分配。几年来，她们一直不停地上访和起诉，但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6]
二、村民自治权利司法救济的必要性
当前，村民自治中的权利救济途径主要有四种：村民自治体自身对村民受侵害的权利进行的私力救济；乡镇政府对受侵害的权利进行的行政救济；乡镇人大对受侵害的权利进行的权力救济；人民法院对受侵害的权利进行的司法救济。村民自治中权利的前三种救济模式各有其长处，但却同时都存在局限性。
村民自治体内部私立救济的局限性。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体的主体，在发生纠纷时，其本身可能就是矛盾体的一方，让村民委员会成为“自己的法官”，既违反公正原则，也不能使矛盾得以有效解决，因为村民委员会无法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去处理和解决问题；同时由于村民自治体私立救济所依据的主要是内部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对双方不能产生有效约束力，往往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不仅使得私立救济落空，而且极有可能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
权力机关救济的局限性。权力机关的救济虽然具有权威性，但救济手段少，产生效力时间长，而且权力机关所能救济的权利类型数量有限，不足以救济所有的村民自治。另外权力机关作为制定规则的机关，大多是间接救济手段，不可能对具体的案件和纠纷直接进行权利救济，只能对村规民约等自治章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权利救济的局限性。通过上级行政机关纠正下级行政机关违法、错误决定这种内部行政监督方式来救济村民自治，虽然克服了权力机关救济模式的许多缺陷，如救济迅速、快捷，救济手段多种多样，而且大多是直接救济手段，可以立竿见影，但最大的缺点在于难以保证其公正性。乡镇级政府作为村民委员会的上级主管机关，在许多纠纷中常常是一方当事人，同时行政机关权利救济不具有终局性，极易引发上访问题。
鉴于私立救济、行政救济和权力救济所体现出的局限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的司法救济。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司法救济能够保障自治权利得以顺利实现。有权利必有救济，公力的司法救济是社会最重要的权利救济方法。[7]根据“无救济即无权利”的原则，宪政要求建立和加强“一切权利皆为可诉”的制度。但仅有立法上的规定不足以保障村民自治的顺利进行，司法机关应依法治精神，将村民自治权纳入司法救济之列。村民自治权既为法定权利，司法机关就有给予司法救济的义务，将纸上的法律变为司法上的事实，让村民自治中涉及的每一项权利都能通过司法寻求救济，这样才能保证村民自治权利的顺利实现。
第二，司法救济可以防止村民自治权利的滥用。作为熟悉法律的法官，其对国家机关违法干预、侵越村民自治权及不履行保障村民自治权的相关行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辨别力。对上述相关行为，村民自治体或村民代表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责令停止、改正不当行为或积极履行相关职责。当村民自治体或村民代表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责令停止、改正不当行为或积极履行相关职责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诉讼这道最后防线使得自治权利得到实现。
第三，司法救济帮助村民提高法律意识。当前，我国村民的法治意识淡薄、法律意识不强。培养村民法律意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村民自治中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借助开庭审理和裁判，通过公正判决和强有力的执行措施，通过宣传现代民主意识，强化法律在乡村社会的影响，树立法律和司法机关在自治村民心目中的威信，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同时程序性较强的司法救济能够剥离自治村民对行政权的过分依赖，有利于村民自治向法治化进程发展。
第四，司法救济是法理要求和现实需要。人民法院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最主要的权利救济机关，包含政治权利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权利都可以通过司法机关予以救济，这种救济模式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具有不可比拟的公正性，是一种终局性的救济措施，被称之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村民自治中，村民自治权利被虚化和置空的现象相当严重，有的乡镇政府抵制或变通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盘剥村民的各项自治权利，如前述案例中的随意撤换民选村民委员会主任，随意认定选举结果无效，运用行政权力干预村内事务等等。由于权力机关救济和行政机关救济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难以保证救济的有效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使得目前对村民自治权的救济形同虚设，因此，广大村民迫切需要司法机关提供公正和终局的司法救济。[8]
三、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权利的司法救济体系
（一）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扩充司法救济规定
村民自治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亟待立法加以解决，否则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可能发生农民的权利因为不完善的法律制度而受到损害的现象。在推进村民自治实践中，始终要把村民自治与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相结合，把完善村民自治的配套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相关的村民自治制度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使民主在法制范围内进行。笔者建议尽快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加司法救济相关规定，对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事项的，村民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国家机关违法干预、侵越村民自治权及不履行保障村民自治权的相关行为，村民自治体或村民代表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责令停止、改正不当行为或积极履行相关职责，使村民自治权冲突都能通过诉讼得到保障；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针对村民自治司法救济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详细规定；相关的诉讼程序法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以有效解决村民自治诉讼程序与其他三大诉讼程序如何衔接问题。
（二）拓展村民自治权司法救济的程序方式
案例3 2002年8月，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惠南庄村民选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华及2名村民委员会成员因要求村务公开，被大石窝镇镇政府有关人员停止职务。王华分别向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北京市一中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起诉、上诉、申述，状告“大石窝镇镇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犯了村民的村民自治权利”，但三级法院均以“此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王华后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述。此案无果而终，王华曾被镇政府免掉职务而得不到合理答复。[9]2007年6月，通过村民选举，王华第三次当选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华的再次当选，证明了镇政府不该停他的职，以此“洗刷停职污名”。
从这一典型案例可以看出，王华的自治权利在被侵害时因为法律依据的缺失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目前，在我国提起诉讼的程序方式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村民自治权属于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除去那些纯属村民个人与村民自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可以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外，村民自治冲突的诉讼救济实际上无法落实在我国现行诉讼法体系中。村民自治权不是民事权利，通过民事诉讼加以救济在法理上解释不通；村民自治权也不是行政权力，村民个体权利在自治体内受到侵害同样无法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得以救济。但考虑到村民与自治体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在村民与自治体发生纠纷时，笔者认为可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来容纳村民自治权的诉讼救济程序，考虑增加有关村民自治司法救济程序的规定或特别规定。换言之，对于村民与乡镇政府部门之间发生的有关自治权纠纷或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部门发生的有关自治权的纠纷，不再拘限于传统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允许村民或村民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这对于遏制政府恣意干预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切实享有基层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扩大《民事诉讼法》选举诉讼程序范围
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
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求偿权
的法律问题探讨
姚 志 阳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受害人对保险公司是否享有直接请求权，这是目前《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一方面，该法为了更多的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将赔偿的责任更多地加到了汽车驾驶人员身上，即使无过错也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而且根据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赔偿金额比以往平均提高了一倍多，而保险公司又拒绝为无过错的投保人进行理赔，这使无过错的驾驶人员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由此导致有的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为了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将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限额内的直接赔付责任，已有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限额内直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各项费用的案例，而有法院则不予支持。同类案件，不同的处理，在实行成文法的中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是《交通安全法》刚施行，就发生大相径庭的判决，无疑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本人认为，这是对《保险法》和《交通安全法》对第三者责任保险存在片面的理解所造成的。下面，本人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概念、法律关系和受害人作为第三者向保险公司行使直接求偿权的法律依据等问题发表个人意见，仅供大家商榷。
一、第三者责任险的概念
保险可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责任保险是财产保险中的一种，根据《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对于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的概念，保险法及《交通安全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和〈机动车辆保险费率解释〉的通知》，将第三者责任险定义为：保险车辆因意外事故，致使他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在《交通安全法》实施前，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自愿保险的范围，即投保人和保险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保险合同来实现的一种保险。《交通安全法》施行后，社会各界对第三者责任险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将第三者保险“强制性”地列为机动车主的义务，这使得社会各界对第三者责任险有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第三者责任险”应该是一个强制性的公益的商业保险，将第三者责任险“强制性”地列为机动车主的义务，是《交通安全法》的重大突破，使得这部法律与国际上的通行法律实现接轨，体现了立法权对生命权的尊重，减轻了事故双方的经济损失；而保险公司认为“第三者责任险”是“商业险”，同时也是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应该依据《保险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进行“有责赔付”；而交警部门认为，第三者责任险应该算是“强制性法律险”。因为商业保险是自愿的，但现在第三者责任险是政府干预必须投保的，没有投第三者责任险的车辆不仅不能上牌，而且也不能参加年检。此外，《交通安全法》还出台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以法的形式对强制第三者责任险作了规定。
二、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基本保险关系分析
保险关系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一方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而对方则承担其因意外事故出现所致损失的经济补偿或给付义务的一种法律关系。从保险关系的角度来看，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中保险关系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一) 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
1、投保人，按照原来《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又叫要保人，保单持有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投保人应当具备以两个要件：一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二是对保险标的须具有保险利益。”具体来说就是指机动车所有人。它可以是机动车的所有人，也可以是机动车的驾驶者。但是在这里又有特殊，就是投保人在这里不是一个自愿选择的问题，投保已是他必须履行的一种义务。所以，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只要是机动车的所有者或管理者都应该是投保人，投保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2、保险人，指依据保险合同，有权收取保险费，在承保的危险事故发生时，依其承保的责任，负责赔偿的义务人。我国保险法里专指保险公司。但由于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具有的社会保险性质，国家法律也规定保险人经营这种保险业务是不能仅仅以营利为目的。
3、被保险人，指受到保险合同保障，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即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被保险人可以是投保人，也可以是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但在第三者强制责任险中，被保险人专指该险种中的“第三者”，在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时，它是没有特定的对象，但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这里的"第三
者"就是特指车祸中被撞的一方，即受害者，它不包括保险人、被保险车辆及其车上人员。此时的这个特定的第三者与保险公司之间就有了利害关系。受害人作为被保险人，与一般的财产保险里的被保险人不一样：在一般的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一般都是财产所有人，但是这个第三者却不是保险标的的所有人，而是与保险标的有利害关系的人。因此，它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前，即交通事故发生以前，是一个不确定的主体。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这个第三者就有了一个确定的主体，那就是本文中所指的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
三、第三者责任险中的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的法律依据
(1)第三者责任险中的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是有法律依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该款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保险法》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险种是否相同，在实践中是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也是保险公司不愿直接向第三者即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重要原因。保险公司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法定的强制保险，而《保险法》中的“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则是商业保险。 本人认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虽然字面上有“强制”二字的区别，但是否就认定为不是同一险种?本人认为，不能简单的以字面上有无"强制"二字予以区分，而是应从立法的本意即立法精神进行全面的理解。《保险法》于1995年6月30日公布，同年10月1日施行。当时《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没有出台，也没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受当时立法政策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保险法》没有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前加上强制二字，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国家尚未对机动车实行第三者强制保险的制度，所以，也就不可能在《保险法》中对第三者责任保险加上强制两字。其后《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充分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为了充分的利用和发挥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以法律的形式强行要求所有的机动车都必须投第三者责任保险，因此，在该法中就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加上强制二字，保持了同部法律在前后用语上的规范和体现法律对该险种的强制性。也就是说，《保险法》中的“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的含义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含义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保险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以商业保险进行抗辩，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其目的就是为了推卸自身所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合同义务。
同时，《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这里明确规定，只要有法律规定或合同的约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人就有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的权利。保险公司也有直接向第三者支付赔偿金的义务。该条文中所指的"法律的规定"，在《交通安全法》颁布和实施之前，确实找不到任何相应的配套法律规定。但是，在《交通安全法》出台后，这里的法律规定就有了与之相配套的规定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很明确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法律规定就是《保险法》中所要的法律规定。这规定很明确的说明，受害人作为第三者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两法在这一点上起到了相辅相成、相互配套的作用，不但没有任何冲突，而且是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和连成一体的。
自2004年5月1日起，机动车所有人与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是机动车办理所有权登记、车况年检的必备条件，因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质上就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公司在与机动车所有人签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合同时借助《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和行政强制力获得了商业上的利益，而在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却认为其不是强制保险而是商业保险，以逃避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显然是违背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虽然保险公司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8条第2款“依照前款缴纳的罚款全部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说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具体办法，应当有待于国务院的具体办法出台后，方可实行。本人却认为，那是对法律的片面理解和逃避责任的借口。事实上，上述规定并不是针对参加机动车第三者的强制保险的情况，而是针对第1款规定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而规定的，与保险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保险公司以国务院的规定未出台为由而拒绝直接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是严重不负责任的。
(2)受害人作为第三者针对保险公司有着直接诉讼请求权。不管是《保险法》还是《交通安全法》，受害人作为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以原告的身份直接向保险公司行使请求权，要求保险公司依法直接承担赔偿义务，是符合现有的法律规定。根据《保险法》第10条的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合同相对人为投保人与保险人，即机动车所有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是基于上述法律的直接规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未出台之前，《保险法》对保险人可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虽有规定，但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配套规定而徒具形式。在以往的实践中，一直沿用的是“商业三者险”，当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先由第三者向投保人请求赔偿，在投保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再由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所以，在诉讼中，保险公司极力主张只有投保人是保险合同当事人，而受害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保险公司不应成为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被告。但《交通安全法》出台后，就和《保险法》相配套，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就有了完整的法律依据了。
综上所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对保险公司是否应向受害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已经给予了很明确的规定。同时，也使得《保险法》第50条的规定具体化和配套化。保险公司作为适格被告参加诉讼，并先承担赔偿责任，当无疑义。即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依据投保人应当承担的责任限额对第三者予以直接赔偿，对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事故责任人按责任比例赔偿。诉讼中，若不将保险公司列为当事人，不但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范围难以确定，且待诉讼结束后再由保险公司根据投保人的申请理赔，对第三者极为不利。难以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设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以保护第三者的立法精神，对第三者的保护亦难谓周全。鉴于我省在《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也已根据《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所有的机动车辆实行了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参照其他法院的作法，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人赋予直接赔偿请求权，既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和肇事者双方的权益，也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减少当事人的讼累，还能更好的实现司法为民和构建和谐社会。
村民自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政治治理制度，是农村村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理性选择。村民自治作为农村的一项民主制度，通过1998年11月4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得以确立并迅速发展。目前，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已基本成型，并逐渐成为农民民主参与社会管理的最有效途径和最典型表现。但是，回顾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村民自治的法治之路依然漫长，村民自治权利频遭侵扰的客观现实依然持续存在。实践中的诸多案例也显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内部及外部的权利与权力的对立与冲突问题，法律调整的真空地带大量存在。尤其是自治权利受到侵犯时却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济。这些现象不仅侵害了公民的权利，阻碍了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村民自治中权利被侵犯的情形
村民自治中的权利包括参与权、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举报权、罢免权和法定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权利。[1]当前在村民自治体内，村民权利被侵犯的情形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①村民委员会成员被非法撤换、停职、诫免；②无序竞争现象比如贿选有增多趋势；③操纵选举、砸票箱、撕毁选票等破坏选举的行为；[2]④政府、村党支部或者村民自治体擅自“为民作主”；⑤政府或有关部门越俎代庖或者上收农民民主权利，推行“村财乡管”；⑥在决定村干部工资补贴、集体收益分配、村庄撤并、新农村建设资金项目等重大问题时，忽视农民的参与权、决策权；⑦宗族、派性势力干扰村务管理；⑧村干部以权谋私、违法违纪；⑨因罢免程序设置不合理，罢免不称职的村民自治体成员存在较大难度；⑩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缺少衔接与配合等。[3]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但作为全国村民自治先进市的湖北省潜江市，自1999年9月28日第四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以来，截至2002年5月1日，被乡镇党委和政府非法撤换的村民委员会干部达619人，涉及269个村，占全市的81.75%，其中187个村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被非法撤换，占56.8%。[4]
案例1 2003年8月18日，福建省晋江市龙湖镇湖北村举行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非正式候选人庄文呈在“另选他人”一栏中胜出，获得1247张选票，超过总票数的一半，当选为新一届村民委员会主任。8月20日，镇政府以“本次选举存在代领、代填选票现象”为由，宣布这次选举结果无效，决定安排重新选举。镇政府的决定一公布，村民们一片哗然。这位“民选”的村委会主任对官方的认定不服，决心要讨个说法，于是踏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遗憾的是庄文呈所有的反映、申诉、控告，均无果而终。[5]
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由村民决定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分配使用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金、土地出让金、集体资产股权分配以及各种集体福利等利益分配问题。是不是村民、享受不享受村民的待遇，就成为问题争论的焦点。当前，丧失村民资格和待遇，是部分农村妇女合法权利受损害的主要表现形式。一些地方在村规民约中存在对有女无子户的歧视条款，作出了“多子家庭娶媳可全部落户，而有女无子户招婿只准一个落户”等歧视性规定。有的地方干脆在村规民约的制订过程中，就剥夺了妇女代表的参与权，以致于妇女的呼声根本无法得到反映。如何保护少数弱势群体，给他们在利益分配中一定的利益表达权和利益诉求通道，是考验我们新农村建设成效的一个重要问题。
案例2 湖南省平江县南江镇桥市村的村规民约规定：出嫁女不管户口是否迁出，不再享有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生产经营权，不能享受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离婚女性不管是否改嫁，户口是否迁出，田土一律调整；男到女家，男的不参与田土分配。由于这几条村规民约的桎梏，使该村60多名出嫁女多年来不能参与该村因土地征收而获得的收益分配。几年来，她们一直不停地上访和起诉，但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6]
二、村民自治权利司法救济的必要性
当前，村民自治中的权利救济途径主要有四种：村民自治体自身对村民受侵害的权利进行的私力救济；乡镇政府对受侵害的权利进行的行政救济；乡镇人大对受侵害的权利进行的权力救济；人民法院对受侵害的权利进行的司法救济。村民自治中权利的前三种救济模式各有其长处，但却同时都存在局限性。
村民自治体内部私立救济的局限性。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体的主体，在发生纠纷时，其本身可能就是矛盾体的一方，让村民委员会成为“自己的法官”，既违反公正原则，也不能使矛盾得以有效解决，因为村民委员会无法站在完全中立的立场去处理和解决问题；同时由于村民自治体私立救济所依据的主要是内部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对双方不能产生有效约束力，往往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不仅使得私立救济落空，而且极有可能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
权力机关救济的局限性。权力机关的救济虽然具有权威性，但救济手段少，产生效力时间长，而且权力机关所能救济的权利类型数量有限，不足以救济所有的村民自治。另外权力机关作为制定规则的机关，大多是间接救济手段，不可能对具体的案件和纠纷直接进行权利救济，只能对村规民约等自治章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权利救济的局限性。通过上级行政机关纠正下级行政机关违法、错误决定这种内部行政监督方式来救济村民自治，虽然克服了权力机关救济模式的许多缺陷，如救济迅速、快捷，救济手段多种多样，而且大多是直接救济手段，可以立竿见影，但最大的缺点在于难以保证其公正性。乡镇级政府作为村民委员会的上级主管机关，在许多纠纷中常常是一方当事人，同时行政机关权利救济不具有终局性，极易引发上访问题。
鉴于私立救济、行政救济和权力救济所体现出的局限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的司法救济。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司法救济能够保障自治权利得以顺利实现。有权利必有救济，公力的司法救济是社会最重要的权利救济方法。[7]根据“无救济即无权利”的原则，宪政要求建立和加强“一切权利皆为可诉”的制度。但仅有立法上的规定不足以保障村民自治的顺利进行，司法机关应依法治精神，将村民自治权纳入司法救济之列。村民自治权既为法定权利，司法机关就有给予司法救济的义务，将纸上的法律变为司法上的事实，让村民自治中涉及的每一项权利都能通过司法寻求救济，这样才能保证村民自治权利的顺利实现。
第二，司法救济可以防止村民自治权利的滥用。作为熟悉法律的法官，其对国家机关违法干预、侵越村民自治权及不履行保障村民自治权的相关行为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辨别力。对上述相关行为，村民自治体或村民代表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责令停止、改正不当行为或积极履行相关职责。当村民自治体或村民代表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责令停止、改正不当行为或积极履行相关职责时，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诉讼这道最后防线使得自治权利得到实现。
第三，司法救济帮助村民提高法律意识。当前，我国村民的法治意识淡薄、法律意识不强。培养村民法律意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村民自治中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借助开庭审理和裁判，通过公正判决和强有力的执行措施，通过宣传现代民主意识，强化法律在乡村社会的影响，树立法律和司法机关在自治村民心目中的威信，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同时程序性较强的司法救济能够剥离自治村民对行政权的过分依赖，有利于村民自治向法治化进程发展。
第四，司法救济是法理要求和现实需要。人民法院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最主要的权利救济机关，包含政治权利在内的几乎所有的权利都可以通过司法机关予以救济，这种救济模式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具有不可比拟的公正性，是一种终局性的救济措施，被称之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村民自治中，村民自治权利被虚化和置空的现象相当严重，有的乡镇政府抵制或变通执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盘剥村民的各项自治权利，如前述案例中的随意撤换民选村民委员会主任，随意认定选举结果无效，运用行政权力干预村内事务等等。由于权力机关救济和行政机关救济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难以保证救济的有效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使得目前对村民自治权的救济形同虚设，因此，广大村民迫切需要司法机关提供公正和终局的司法救济。[8]
三、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权利的司法救济体系
（一）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扩充司法救济规定
村民自治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亟待立法加以解决，否则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可能发生农民的权利因为不完善的法律制度而受到损害的现象。在推进村民自治实践中，始终要把村民自治与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相结合，把完善村民自治的配套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相关的村民自治制度作为重要任务来抓，使民主在法制范围内进行。笔者建议尽快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增加司法救济相关规定，对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事项的，村民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国家机关违法干预、侵越村民自治权及不履行保障村民自治权的相关行为，村民自治体或村民代表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责令停止、改正不当行为或积极履行相关职责，使村民自治权冲突都能通过诉讼得到保障；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针对村民自治司法救济中如何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详细规定；相关的诉讼程序法作出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以有效解决村民自治诉讼程序与其他三大诉讼程序如何衔接问题。
（二）拓展村民自治权司法救济的程序方式
案例3 2002年8月，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惠南庄村民选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华及2名村民委员会成员因要求村务公开，被大石窝镇镇政府有关人员停止职务。王华分别向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北京市一中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起诉、上诉、申述，状告“大石窝镇镇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犯了村民的村民自治权利”，但三级法院均以“此案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王华后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述。此案无果而终，王华曾被镇政府免掉职务而得不到合理答复。[9]2007年6月，通过村民选举，王华第三次当选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王华的再次当选，证明了镇政府不该停他的职，以此“洗刷停职污名”。
从这一典型案例可以看出，王华的自治权利在被侵害时因为法律依据的缺失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济。目前，在我国提起诉讼的程序方式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村民自治权属于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除去那些纯属村民个人与村民自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可以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外，村民自治冲突的诉讼救济实际上无法落实在我国现行诉讼法体系中。村民自治权不是民事权利，通过民事诉讼加以救济在法理上解释不通；村民自治权也不是行政权力，村民个体权利在自治体内受到侵害同样无法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得以救济。但考虑到村民与自治体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在村民与自治体发生纠纷时，笔者认为可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来容纳村民自治权的诉讼救济程序，考虑增加有关村民自治司法救济程序的规定或特别规定。换言之，对于村民与乡镇政府部门之间发生的有关自治权纠纷或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部门发生的有关自治权的纠纷，不再拘限于传统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允许村民或村民委员会提起行政诉讼。这对于遏制政府恣意干预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切实享有基层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扩大《民事诉讼法》选举诉讼程序范围
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
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求偿权
的法律问题探讨
姚 志 阳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受害人对保险公司是否享有直接请求权，这是目前《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一个争议非常大的问题。一方面，该法为了更多的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将赔偿的责任更多地加到了汽车驾驶人员身上，即使无过错也要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而且根据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赔偿金额比以往平均提高了一倍多，而保险公司又拒绝为无过错的投保人进行理赔，这使无过错的驾驶人员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由此导致有的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为了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将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起诉，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限额内的直接赔付责任，已有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限额内直接赔偿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各项费用的案例，而有法院则不予支持。同类案件，不同的处理，在实行成文法的中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是《交通安全法》刚施行，就发生大相径庭的判决，无疑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本人认为，这是对《保险法》和《交通安全法》对第三者责任保险存在片面的理解所造成的。下面，本人从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概念、法律关系和受害人作为第三者向保险公司行使直接求偿权的法律依据等问题发表个人意见，仅供大家商榷。
一、第三者责任险的概念
保险可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责任保险是财产保险中的一种，根据《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对于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的概念，保险法及《交通安全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和〈机动车辆保险费率解释〉的通知》，将第三者责任险定义为：保险车辆因意外事故，致使他人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失，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规定给予赔偿。在《交通安全法》实施前，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自愿保险的范围，即投保人和保险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保险合同来实现的一种保险。《交通安全法》施行后，社会各界对第三者责任险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将第三者保险“强制性”地列为机动车主的义务，这使得社会各界对第三者责任险有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第三者责任险”应该是一个强制性的公益的商业保险，将第三者责任险“强制性”地列为机动车主的义务，是《交通安全法》的重大突破，使得这部法律与国际上的通行法律实现接轨，体现了立法权对生命权的尊重，减轻了事故双方的经济损失；而保险公司认为“第三者责任险”是“商业险”，同时也是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应该依据《保险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进行“有责赔付”；而交警部门认为，第三者责任险应该算是“强制性法律险”。因为商业保险是自愿的，但现在第三者责任险是政府干预必须投保的，没有投第三者责任险的车辆不仅不能上牌，而且也不能参加年检。此外，《交通安全法》还出台了相应的处罚措施，以法的形式对强制第三者责任险作了规定。
二、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基本保险关系分析
保险关系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一方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而对方则承担其因意外事故出现所致损失的经济补偿或给付义务的一种法律关系。从保险关系的角度来看，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中保险关系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一) 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
1、投保人，按照原来《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又叫要保人，保单持有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投保人应当具备以两个要件：一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二是对保险标的须具有保险利益。”具体来说就是指机动车所有人。它可以是机动车的所有人，也可以是机动车的驾驶者。但是在这里又有特殊，就是投保人在这里不是一个自愿选择的问题，投保已是他必须履行的一种义务。所以，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只要是机动车的所有者或管理者都应该是投保人，投保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2、保险人，指依据保险合同，有权收取保险费，在承保的危险事故发生时，依其承保的责任，负责赔偿的义务人。我国保险法里专指保险公司。但由于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具有的社会保险性质，国家法律也规定保险人经营这种保险业务是不能仅仅以营利为目的。
3、被保险人，指受到保险合同保障，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即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被保险人可以是投保人，也可以是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但在第三者强制责任险中，被保险人专指该险种中的“第三者”，在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时，它是没有特定的对象，但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这里的"第三
者"就是特指车祸中被撞的一方，即受害者，它不包括保险人、被保险车辆及其车上人员。此时的这个特定的第三者与保险公司之间就有了利害关系。受害人作为被保险人，与一般的财产保险里的被保险人不一样：在一般的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一般都是财产所有人，但是这个第三者却不是保险标的的所有人，而是与保险标的有利害关系的人。因此，它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前，即交通事故发生以前，是一个不确定的主体。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这个第三者就有了一个确定的主体，那就是本文中所指的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
三、第三者责任险中的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的法律依据
(1)第三者责任险中的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是有法律依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该款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保险法》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险种是否相同，在实践中是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也是保险公司不愿直接向第三者即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重要原因。保险公司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法定的强制保险，而《保险法》中的“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则是商业保险。 本人认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虽然字面上有“强制”二字的区别，但是否就认定为不是同一险种?本人认为，不能简单的以字面上有无"强制"二字予以区分，而是应从立法的本意即立法精神进行全面的理解。《保险法》于1995年6月30日公布，同年10月1日施行。当时《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没有出台，也没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受当时立法政策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保险法》没有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前加上强制二字，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国家尚未对机动车实行第三者强制保险的制度，所以，也就不可能在《保险法》中对第三者责任保险加上强制两字。其后《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充分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为了充分的利用和发挥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以法律的形式强行要求所有的机动车都必须投第三者责任保险，因此，在该法中就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加上强制二字，保持了同部法律在前后用语上的规范和体现法律对该险种的强制性。也就是说，《保险法》中的“机动车第三人责任保险”的含义与《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含义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保险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以商业保险进行抗辩，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其目的就是为了推卸自身所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合同义务。
同时，《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这里明确规定，只要有法律规定或合同的约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人就有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的权利。保险公司也有直接向第三者支付赔偿金的义务。该条文中所指的"法律的规定"，在《交通安全法》颁布和实施之前，确实找不到任何相应的配套法律规定。但是，在《交通安全法》出台后，这里的法律规定就有了与之相配套的规定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很明确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法律规定就是《保险法》中所要的法律规定。这规定很明确的说明，受害人作为第三者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求偿。两法在这一点上起到了相辅相成、相互配套的作用，不但没有任何冲突，而且是互相补充、互相完善和连成一体的。
自2004年5月1日起，机动车所有人与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是机动车办理所有权登记、车况年检的必备条件，因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实质上就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公司在与机动车所有人签订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合同时借助《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和行政强制力获得了商业上的利益，而在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却认为其不是强制保险而是商业保险，以逃避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显然是违背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虽然保险公司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8条第2款“依照前款缴纳的罚款全部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说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具体办法，应当有待于国务院的具体办法出台后，方可实行。本人却认为，那是对法律的片面理解和逃避责任的借口。事实上，上述规定并不是针对参加机动车第三者的强制保险的情况，而是针对第1款规定的“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而规定的，与保险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保险公司以国务院的规定未出台为由而拒绝直接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是严重不负责任的。
(2)受害人作为第三者针对保险公司有着直接诉讼请求权。不管是《保险法》还是《交通安全法》，受害人作为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中的第三者，以原告的身份直接向保险公司行使请求权，要求保险公司依法直接承担赔偿义务，是符合现有的法律规定。根据《保险法》第10条的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合同相对人为投保人与保险人，即机动车所有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保险法》第50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是基于上述法律的直接规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未出台之前，《保险法》对保险人可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虽有规定，但因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配套规定而徒具形式。在以往的实践中，一直沿用的是“商业三者险”，当保险车辆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时，先由第三者向投保人请求赔偿，在投保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再由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所以，在诉讼中，保险公司极力主张只有投保人是保险合同当事人，而受害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保险公司不应成为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被告。但《交通安全法》出台后，就和《保险法》相配套，受害人的直接请求权就有了完整的法律依据了。
综上所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对保险公司是否应向受害人直接承担赔偿责任，已经给予了很明确的规定。同时，也使得《保险法》第50条的规定具体化和配套化。保险公司作为适格被告参加诉讼，并先承担赔偿责任，当无疑义。即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依据投保人应当承担的责任限额对第三者予以直接赔偿，对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由事故责任人按责任比例赔偿。诉讼中，若不将保险公司列为当事人，不但保险公司的责任限额范围难以确定，且待诉讼结束后再由保险公司根据投保人的申请理赔，对第三者极为不利。难以贯彻《道路交通安全法》设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以保护第三者的立法精神，对第三者的保护亦难谓周全。鉴于我省在《交通安全法》实施后，也已根据《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所有的机动车辆实行了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参照其他法院的作法，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受害人赋予直接赔偿请求权，既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和肇事者双方的权益，也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减少当事人的讼累，还能更好的实现司法为民和构建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