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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社区矫正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犯罪治理领域进行管理创新的重要成果。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监禁刑执行制度，为了实现社区矫正的法制化、规范化，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完成社区矫正法律机制的构建。完整的社区矫正法律机制应当包括适用机制、执行机制、联动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五个方面。在适用机制的构建中，要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和适用对象，确立审前调查评估机制。在执行机制方面，应当确立犯罪风险评估、行为及心理矫正、监督管理、评价与奖惩、扶持帮助等多项制度。联动机制包括分工合作机制与异地托管、交流服务机制两项内容。保障机制包括人员、物质保障和犯罪人权利保障两大方面。监督机制构建中，应当实现内部监督、检察监督、被害人监督和社会监督多管齐下。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 社区矫正 法律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和方法，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及管理方法进行完善，从而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目标的活动。”①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自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来，研究并落实社会管理创新的途径、方法和模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工作的重点。2009年底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现阶段我国政法工作的三大重点是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刑事法律制度构建与完善应当紧紧围绕这三大重点工作进行。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是我国在刑罚执行实践中为提高非监禁刑的执行效果，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在其法律机制的构建中，如何形成完备的法律机制以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一、 社区矫正与社会管理创新关系解析
（一）社区矫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矫正是运用行刑社会化理念，对传统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进行改革，在吸收其它国家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专门机关、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群体的作用，对犯罪人进行教育矫正、监督管理、扶持帮助，以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活动。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社会矫正担负着教育、矫正犯罪人的重要职责，对于犯罪的防控具有重要的作用。而犯罪的治理与防控无疑是社会管理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因此，社区矫正是社会在犯罪管理方面的重要创新活动，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社区矫正是社会管理创新在犯罪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在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10月在全国全面试行的。在此之前，我国的刑罚全部是由国家专门机关执行的，即便是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的犯罪人也是由公安机关进行监管的。但由于公安机关要承担的社会治安管理、犯罪防控等多项繁重工作，因此，在实践中对非监禁刑的执行中常常因为警力不足而出现只监管不矫正、漏管、脱管等现象。其直接后果就是轻缓刑和监外执行难以有效发挥惩罚、预防和矫正功能。社区矫正的出现扭转了这一局面，实现了我国刑罚执行的“结构性和历史性的变革”，随着社区矫正的试点和全面推行，“不剥夺自由的非监禁刑将开始改变几千来在中国刑罚体系中‘陪衬’地位，与剥夺自由的监禁刑共同成为未来一定时期中国刑罚的主要刑种。刑罚与皮肉之苦的关联被剥离后，刑罚之与‘牢狱’的天然联系也将面临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具有根本和长远意义，是刑罚形态和刑罚观念的革命性变革，是人类自由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可以说，社区矫正使我国的刑罚执行实现了多元化，体现了刑罚执行“非机构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改变既遵循了犯罪防控的基本规律，又能适应我国文化多元、包容性增强，节省司法资源等现实需求。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领域一项卓有成效的重要创新，同时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在犯罪领域的具体体现。
二、社区矫正法律机制的构建
2011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以及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从立法层面上来看，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已经具有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在多年的实践中，各个地区在社区矫正的制度建设、程序设置、工作方式采用等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尝试和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矫正模式，如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等。这些在实践中已经采用并取得较好成效的工作机制，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初步的制度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已于2012年3月1日起施行，这一司法解释是在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为社区矫正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方案。但尽管如此，社区矫正毕竟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活动，把其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立法对社区矫正机制予以确认是当务之急。
社区矫正法律机制是通过立法对社区矫正工作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程序、方式、方法进行确认所形成的法律规范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总称。这一机制应当是在总结各地社区矫正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从中选取具有普遍性和可行性的机制，经过合理整合形成的。经过系统研究，笔者认为完整的社区矫正法律机制应当包括适用机制、执行机制、联动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五个方面。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机制
1.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
依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对犯罪人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监外执行，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权力，因此，人民法院在做出相应判决、裁定、决定的同时，就是在适用社区矫正。
2.确定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在社区矫正试点、试行阶段，其适用对象为“五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者、被剥夺政治权利者、被宣告缓刑者、获准假释者以及暂予监外执行者。在《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犯罪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存在争议。对此，《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3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公安机关，监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及时掌握有关信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可以自愿参加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心理辅导、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活动。”本人认为，《实施办法》的规定是妥当的，因为立法并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政治权利者适用社区矫正，故其并不是法定的社区矫正对象，但是由于其在社会上服刑，因此社区矫正机构有条件、有能力配合公安机关对其进行监督，在其自愿的情况下参加部分社区矫正活动也是可行的。对于刑满释放人员是否纳入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的问题，本人认为社区矫正措施中的帮助扶助措施、心理矫正措施对刑满释放人员顺利融入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在刑满释放人员自愿的情况下可以对其适用，但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并把其与社区矫正的其他对象区别对待。因为对刑满释放人员进行的社区矫正在性质上并不是刑罚执行方式，而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扶措施。
3.审前调查评估机制
审前调查评估机制是指人民法院在拟宣告缓刑和适用假释之前对被告人或犯罪人的居所情况、家庭状况、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后果及影响、社区居民和被害人意见等进行调查，进而评估是否宣告缓刑或适用假释的机制。新修订的刑法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缓刑、假释前要考虑对居住社区是否有重大不良影响，这就为审前调查评估机制的确立提供了法律依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受委托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委托机关的要求，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进行调查了解，形成评估意见，及时提交委托机关。”这一规定意味着人民法院既可以自行调查，也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前调查。本人认为，考虑到社区矫正适用与执行的衔接以及人民法院的案件负担情况，审前调查评估的主体应当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人民法院可以派员参加调查，仅在确有必要时才可自行调查。
（二）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制
1.社区矫正主体的准入、培训机制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是社区矫正机构，而司法实践中我国采用的是“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主管机关的地位事实上已经形成，但仍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以便各部门之间进一步明确职责权限、实现执法统一、保障执法公正。
社区矫正的执行工作应该由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全面管理。实践中，多数地区是由司法所工作人员负责社区矫正执行的。笔者认为，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朝着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专职社区矫正人员的观点是可取的。在司法行政机关下设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建立社区矫正官遴选机制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具体做法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聘任具备法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的高层次人才来担任社区矫正官，由其主管社区矫正工作，同时监督指导司法社工、社区矫正志愿者、社会帮教人员的矫正活动。当然，在过渡阶段，可以延续各地实践中的做法，由司法行政部门的社区矫正管理人员和抽调的劳动教养干警等担当社区矫正管理职责，同时积极号召专业人士、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与此同时，要定期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法学等方面的培训，经常性地开展工作经验交流活动，以不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增强工作能力。
2.犯罪风险评估机制
在社区矫正中，要通过社会调查对矫正对象的犯罪类别、自身性格、文化水平、家庭背景、社会交往、人身危险性、改造态度等情况等进行定期评估，对是否存在犯罪风险做出等级评定。这一评估结果一方面可以作为制定具体管理矫正方案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发现犯罪风险因素，及时预防再犯。
3.行为及心理矫正机制
以往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中一个明显的不足是“重监管、轻矫正”。而社区矫正这一刑罚执行方式的优势恰恰在于有效的矫正而非监管。因此，在立法中，必须明文规定把对矫正对象的心理和行为矫正方案的拟订和执行作为工作重点。在工作中，必须针对每一个矫正对象拟定具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通过思想交流、公益劳动、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等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矫正工作。
4.监督管理机制
这是社区矫正机构对矫正对象的活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的机制。在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中，要采用分类型、分阶段、分级别的监管模式。即根据矫正对象犯罪类型及所处矫正阶段的不同，采用宽严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汇报的时间间隔、活动范围、劳动时间、走访和教育频率等方面实行分级处遇，设立按时报到制度、定期汇报制度、会客制度、请销假制度、迁居制度等。
5.评价与奖惩机制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要对矫正对象各方面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做到评价结果与奖惩挂钩，激发犯罪人矫正的积极性、主动性。具体做法是在立法中确立评价奖惩制度的基本框架，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奖惩办法。对于有违规违法行为的矫正对象，应该根据其违规违法的轻重程度，建立起以扣分、处分并附加电子监控、日报告、限制活动范围、增加公益劳动时数等处罚措施、行政拘留等行政惩戒和收监等司法惩戒措施构成的累进制的惩戒制度，实现惩戒的合理性、增强惩戒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于矫正表现良好的矫正对象要建立以加分、表扬、降低监管级别和减刑等构成的、行政奖励与司法奖励相衔接的累进制奖励制度，以激发矫正对象矫正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6.扶持帮助机制
为了使矫正对象能够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重新回归社会，对于生活、求学、就业、医疗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的犯罪人要给予临时安置、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社会救济等帮助。这些工作既要发挥社区矫正机关的主导作用，又要政府有关部门、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的辅助、支持和配合。因此，必须通过法律规定明确相关主体的地位、任务和责任。
（三）社区矫正的联动机制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事关刑罚执行、罪犯改造、犯罪防控、社区安全、社会救助等诸多问题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③ 在运行过程中，不仅涉及到司法行政机关和公、检、法等政法机关，还涉及到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诸多部门。因此，为了保障社区矫正机制的有序、高效运行，各部门应当联合起来、统一行动。
1.分工合作机制
社区矫正的适用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辅助机构具有不同的职责。在实践中，他们应当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合作，举政府和社会之全力保障社区矫正的顺利进行。就分工而言，人民法院为社区矫正的适用机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领导、管理工作，检察院负责社区矫正各环节工作的监督，公安机关配合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及惩戒，财政部门负责社区矫正经费物资的保障，民政部门负责矫正对象基本生活的保障和救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对矫正对象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广开就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就合作而言，在人民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之间要建立完善的衔接机制，实现法律文书送达、矫正对象交接的及时、顺畅；司法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及时提供相关资料，接受监督检查，认真听取检察建议，纠正不当行为；公安、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密切配合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积极主动地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支持。
2.异地托管、交流服务机制
社区矫正的执行是分区域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但现代社会生活中，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为了适应矫正对象求学、就业等需求，更好地帮助其回归社会，在社区矫正的执行中，应当建立异地委托管理和交流服务机制。在不同地区的社区矫正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的工作互助机制，跨地区地进行矫正对象的委托管理、交流服务。这样既能避免过分限制矫正对象流动而影响其发展的弊端，又能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效防止“脱管”、“漏管”现象的出现。
（四）社区矫正的保障机制
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必须以充足的物质、人员保障为基础。为此，必须建立起与社区矫正工作实际相适应的保障机制。在物质保障方面，必须建立起经费划拨、筹集和捐赠等制度，为实施社区矫正提供矫正专项资金、工作场所和日常管理经费等方面的保障，逐步确立以中央财政划拨经费为基础，以地方政府提供工作场所、设置专项经费为支撑，以社会捐赠为补充的物质保障模式。在人员保障方面，应当扩大社区矫正专业人才的培养范围，在现有的社会工作、法学、社会学等专业下增设社区矫正方向，有针对性地培养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实际的专门人才。与此同时，在召募社区矫正志愿者时应当大力号召、重点动员具有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以提高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增强矫正工作的实际效果。
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活动，在实施中必须充分保障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因此，权利保障机制不可或缺。在立法中，应该明确规定矫正对象的人格尊严、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等未被限制、剥夺的合法权利受法律保护，矫正对象对于侵犯其合法权利的行为具有检举、控告的权利，对于涉及其权益的奖惩决定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对于可能影响社区矫正公正实施的工作人员有申请回避的权利，在就学、就业和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有不受歧视的权利等。
（五）社区矫正的监督机制
社区矫正从本质上是行使刑罚权的活动，因此，必须对社区矫正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及行刑腐败的发生。笔者认为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专门机关监督。这一监督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内部监督、外部监督两个部分。就社区矫正的适用过程来看，上级人民法院要对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内部监督，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进行外部监督。就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而言，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对下级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情况进行内部监督，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有权对所辖区域内的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进行内部监督，人民检察院有权对社区矫正的实施进行外部监督。在立法中，尤其要注意检察监督的方式、程序的设计，以保障检察监督收到实效，避免“走过场”。
第二，被害人监督。被害人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对于侵害自己的犯罪人能否适用社区矫正、社区矫正实施情况怎样、犯罪人的实际表现如何等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有表达意见、了解情况、提出异议等权利。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社区矫正决定阶段的监督权和执行阶段的监督权两个方面。在社区矫正决定阶段，要认真听取被害人的意见，通过立法确认其在不服决定时拥有上诉、申诉的权利。在社区矫正执行阶段，被害人在发现犯罪人严重违反监督管理规定或重新犯罪时，有通知公安机关对其进行处罚、请求社区矫正管理机关和法院撤销缓刑或假释的权利。 被害人是监督社区矫正依法进行的重要力量，必须通过立法对其监督权予以确认，通过合理的制度设置保障其监督权的有效行使。
第三，社会监督。国家其他机关、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及公民个人均可以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于其中存在的违纪违法、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行为具有批评、检举、揭发等权利。社会监督是专门机关监督和被害人监督的重要补充，三种监督并用方可及时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证社区矫正取得良好的刑罚效果和社会效果。
综上，在《社区矫正法》的制定中，应当在全面考察各地社区矫正实践模式的基础上，在立法中对社区矫正的适用、执行、联动、保障、监督等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操作可能性的机制加以确认，以实现社区矫正适用和执行的规范化、法制化。


参考文献：
广东省河源市人大常委会


河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２日河源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８年７月３日河源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河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议事制度，进一步提高议事效率和议事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河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进行工作。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重大事项，应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公开举行，会议的举行情况通过新闻媒介进行报道。遇有特别情况，经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决定，也可以不公开举行。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决议，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公民必须严格遵守、执行。

第二章 会议的召开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遇有特别情况，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出席会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向常务委员会主任或常务副主任请假。在会议进行期间，因特殊原因要请假的，应经会议主持人同意。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和日程草案，由主任会议提出，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应在会议举行的十日前，将开会日期和拟提交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有关列席人员。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接到会议通知后，应当作好参加会议的必要准备。临时召集的会议，临时通知。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可安排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分组会议的召集人由常务委员会会议主持人指定。

第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

各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一人列席会议。

根据会议议程的需要，可以邀请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市选出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在我市居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可以设旁听席。

第三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十三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拟订有关议案草案，并经主任会议决定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第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委托有关工作委员会进行初审，然后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委托有关工作委员会进行初审，然后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主任会议决定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议案，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议案人说明。

第十六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授权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可以委托有关工作委员会进行初审，提出报告，然后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七条 议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建议议程后，提议案的机关、提议案人或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工作部门应当按规定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前向常务委员会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关于议案的说明后，由分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对议案进行审议。提案人和其他有关机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审议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九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人事任免案，应当提交提请机关正职领导人签署的书面报告、《干部任免呈报表》、拟任命人员的任职理由或者拟免职人员的免职理由，由提请机关的正职领导人到会提请任免。正职领导人如果因特殊情况不能到会，应当说明原因并委托副职领导人到会提请任免。

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撤销职务案，写明撤职的对象和理由，并提供有关的材料。

撤职案在提请表决前，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权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进行中，个人提出的临时动议（包括对议案的修正案），获得四名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附议时，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委托有关工作委员会进行初审，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一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由主任会议根据审议情况，决定是否提交表决。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任会议提请，经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同意，可以暂时不付表决，交有关的工作委员会或者提案人进一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四章 听取和审议报告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安排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将上述专项工作报告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七日前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专项工作报告由市人民政府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到会作报告，市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作报告。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应当在每年６月至９月期间审查和批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上一年度的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常务委员会每年审查和批准财政决算的同时，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应当在每年６月至９月期间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年度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本级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经整理综合后，以文件形式发送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或者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或者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由其办事机构送交有关工作委员会征求意见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或者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交由市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市人民政府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
常务委员会组织进行的执法检查结束后，执法检查组应当及时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对工作报告进行表决时，分为“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个档次进行无记名表决，凡“不满意”超过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半数的，报告不予通过，限期整改，并在下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进行重新审议表决。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或者市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五章 质询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答复。

第三十条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三十一条 主任会议可以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或者有关的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

质询案在工作委员会会议上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议。

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签署。

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质询案的答复不满意时，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三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的质询案，在未作出答复前，提质询案人要求撤回的，对该质询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六章 调查委员会

第三十三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五分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工作委员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三十四条 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主任会议在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第三十五条 调查委员会有权调阅有关的证据材料，询问有关人员。调查所涉及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材料和情况。

第三十六条 调查委员会应当向产生它的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常务委员会根据调查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七章 发言和表决

第三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在全体会议上的审议发言，第一次发言一般不超过十五分钟，第二次对同一问题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事先提出要求延长发言时间的，经会议主持人同意，可以延长，但延长的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三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无记名方式或其他方式。

人事任免案采用无记名表决方式，撤职案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人事任免案一般实行逐人表决；但经当次会议到会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多数同意，也可以实行合并表决。

第四十条 交付表决的议案，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

第四十一条 表决议案需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方为有效，获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赞成方为通过。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议案可以投赞成票或者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八章 公布

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决议应当自通过之日起五日内在《河源日报》刊登并在河源电视台公布。

第四十三条 任职、免职或者撤职，以常务委员会通过之日为准，由常务委员会以公告或者其他方式公布，并以正式文件通知提请机关。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则在执行中的问题，由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负责解释，修改权属于常务委员会。

第四十五条 本规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