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商检局、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不法分子伪造、变造、买卖商检单证行为的通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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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林业行政处罚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1月21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998年1月21日公布 1998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林业行政执法，保障和监督林业主管部门有效实施管理，维护林政管理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林业行政处罚（以下简称林政处罚），系指对森林和林木（含竹子）的采伐利用、经营、加工和林产品流通以及森林防火、植物检疫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未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制裁。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林政处罚，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区、县（市）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违反森林植物检疫规定的行为，由森林植物检疫机构行使林政处罚权。
第五条 林政处罚的种类包括警告、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树木、没收非法财物、罚款、封存、销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第二章 破坏森林和林木的处罚
第六条 盗伐森林或者林木一立方米以下或幼树五十株以下的，以及相当于上述损失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补种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并处以盗伐林木价值十倍以下的罚款。
第七条 盗伐楠竹一千公斤、杂竹二千公斤以下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补造相应面积的新林或者缴纳造林费，并处以盗伐竹林价值十倍以下的罚款。
第八条 盗伐的竹木或其变卖所得，应予追缴，查明原主的，应依法退还原主。
第九条 滥伐森林或者林木五立方米以下或者幼树二百五十株以下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滥伐林木价值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 滥伐楠竹五千公斤，杂竹一万公斤以下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造相应面积的新林或者缴纳造林费，可并处滥伐竹林价值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一条 盗伐、滥伐和破坏防护林、经济林、特种用途林、珍贵树木和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从重处罚。
农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二条 在山林权属不清、争议未解决以前，严禁砍伐有争议的林木。擅自砍伐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没收其改伐的林木，责令补种砍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砍伐林木价值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 因勘察设计、修筑工程设施、架（铺）设输油（气）、输电及通讯管线等，未按规定办理砍伐手续，损坏国有、集体以及他人所有林木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补种砍伐株数三至五倍的树木，可并处损失林木价值一至二倍的罚款。对其所砍伐林木及违法所得，责
令其归还原主。
第十四条 擅自采集林木或其他森林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皮、液，以及进行其它破坏活动，致使林木或森林植物受到毁坏的，根据情节轻重，由林业主管部门予以警告、没收非法财物、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一至三倍的树木，可并处以损失价值一至三倍的罚款。非法设
点收购林木或其它森林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皮、液的，没收其收购的实物，可并处以损失价值一至三倍的罚款。
擅自在幼林地、封山育林区域内砍柴、放牧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一至三倍的树木。
第十五条 为泄愤、报复砍伐或毁坏其他单位或个人的林木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补种砍伐或毁坏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以毁坏林木价值一至三倍的罚款。
第十六条 被责令补种树木，拒不补种或补种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可由林业主管部门指定单位代为补种。其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十七条 伪造或倒卖林木采伐（采集）许可证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收缴其证件，并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三万元的，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
以营利为目的，非法收购、销售明知是盗伐、滥伐的林木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所收 购、销售的盗伐、滥伐的木材和违法所得，可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一万元的，可并处违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
第十八条 未经相应的上级机关批准，超过年采伐限额计划或者超越权限发放采伐（采集）许可证的，扣减下年度采伐计划指标或采集计划数量，并由所在单位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和单位主管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采伐林木的单位或个人，未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有权不再发给采伐许可证，并限期完成更新造林任务；逾期不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除承担代为更新造林的费用外，可并处相当于所需造林费用的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森林防火规定，有下列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行为之一的，处以警告或十至五十元的的罚款。有第（四）项行为的，处以警告或者五十至一百元的罚款；有第五项行为的，责令限期更新造林、赔偿损失，可并处五十至五百元的罚款；有第（六）项行为的
，除责令赔偿损失外，并处以警告或者五十至五百元的罚款。
（一）森林防火期内，在林内或林缘吸烟、燃烧纸烛、烧灰积肥、烧火取暖、野餐用火、鸣放鞭炮以及未经批准进行实弹演习等，但未造成损失的；
（二）有森林火灾隐患，经当地护林防火指挥部（护林组织）或林业主管部门通知不按期消除的；
（三）违反森林防火规定使用机动车辆或者机械设备的；
（四）不服从扑火指挥机构的指挥或者见火不扑救、不报告，延误扑火时机，影响扑火救灾的；
（五）因过失引起森林火警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
（六）破坏森林防火设施和防火标志的。
对前款所列各项行为的责任人员或者在森林防火工作中有失职行为的人员，还可以视其情节和后果，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章 违法运输和经营林产品的处罚
第二十一条 运输木材（含竹材以及木、竹制半成品和成批木、竹制品，下同）和规定林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木材检查站有权扣留其木材或林产品，妥善保管扣留的木材和林产品，并出具市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发的扣留证：
（一）运输木材或规定林产品无林业主管部门发给的运输证或无森林植物检疫机构签发的检疫证的；
（二）所运木材或规定林产品的树种、材种、品名、数量、规格和运输起止地点与运输证件不符的；
（三）所持运输证件有涂改、伪造、转让、过期、重复使用以及其他原因失效等情形的；
（四）单位或家庭搬迁、个人工作调动携带木材或规定林产品超过市林业主管部门规定数量未办运输证的；
（五）拒绝检查、强行运输的；
（六）以伪装、藏匿等方式逃避检查的；
（七）区、县（市）人民政府或市林业主管部门通知停运的；
（八）农民携带自有林木材无村、社证明的。
前款规定中，运输木材或规定林产品起止地点在区、县（市）范围内的，其运输管理规定由区、县（市）人民政府制定，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二条 木材检查站扣留的木材或规定林产品，由林业主管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无木材或规定林产品运输证的，予以没收；属树种、材种、品名、数量、规格与运输证填写内容不符的，没收不符部分或超运部分。对没收实物有困难的，可收缴实物变价款，并出具专门收据。违反规定运输的林产品，按有关规定处理；
（二）所持木材或规定林产品运输证件，系涂改或伪造的，收缴其运输证件，没收木材或规定林产品，可并处木材或规定林产品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倒卖木材或规定林产品运输证件的，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从重处理；
（三）使用过期、转让或其他无效木材运输证件运输木材或规定林产品的，收缴其证件，并责令限期补办运输证件后放行；逾期未提供补办运输证件的，没收所运输的全部木材或规定林产品；
（四）超出运输证件规定的地点和重复使用运输证的，没收所运输的木材或规定林产品，可并处木材或规定林产品价值三倍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限期补办运输证；逾期不补办的，没收运输的木材或规定林产品。
（六）以伪装、藏匿或其他方式逃避检查的，没收运输的木材或规定林产品，可并处木材或规定林产品价值二倍以下的罚款；
（七）承运无运输证的木材或规定林产品的，可处以承运木材或林产品价值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
有本条第（二）项、第（四）项、第（六）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又拒绝检查、强行运输的，从重处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森林植物检疫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森林植物检疫机构分别具体情况，责令具结悔过、封存、没收、销毁其森林植物及其产品，也可责令改变用途，并处以五十至二千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一）未经批准引进、调运属于国家、市规定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而未经检疫的．或在报检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二）对经检疫合格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擅自启封、换货、改变用途或运往地点的；
（三）从疫区调运未经产地检疫和运达地复检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的；
（四）林业科研单位或其他单位对森林植物检疫对象的研究，未采取严密措施，造成检疫对象传播的；
（五）从国外引进森林植物及其产品无出口国检疫证书、标志、封识的；
（六）引进种子等繁殖材料，未按隔离规定试种而分散种植的；
（七）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森林植物检疫证书的；
（八）未按规定办理承运、邮寄的。
第二十四条 因实施木材、规定林产品运输检查和森林植物检疫，需要车船或者木竹筏停留、货物搬运、开拆、取样、储存、守护及其消毒处理等，所发生的费用和损耗由货主负责。
由于木村检查站、森林植物检疫机构工作人员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木材经营和加工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分别情况，处以警告、没收木材或木材加工品、吊销许可证，可并处木材或木材加工品价值一至二倍的罚款；
（一）无许可证经营、加工木材的；
（二）超越许可证规定范围经营、加工木材的；
（三）个人上市交易的自有木材无村、社证明的；
（四）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收购木材的；
（五）伪造、涂改、出租、买卖、转借、转让以及使用过期许可证的；
（六）限期补办许可证，逾期不补办的。

第四章 管辖和执行
第二十六条 查处林政案件实行地域管辖原则，由案件发生地的区、县（市）林业主管部门受理。
第二十七条 下列林政案件由市林业主管部门管辖：
（一）盗伐、滥伐和破坏国家、市级自然保护区林木的案件；
（二）市竹木检查站、重庆水上木林检查站办理的案件；
（三）跨区、县（市）发生的，所涉及区、县（市）又难于处理的案件；
（四）本市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第二十八条 市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将所管辖的林政案件移交区、县（市）林业主管部门处理。区、县（市）林业主管部门管辖的林政案件认为有必要由市林业主管部门处理的，可以报请市林业主管部门决定。
第二十九条 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将较轻微的林政案件委托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理。
区、县（市）林业主管部门可以将较轻微的林政案件委托乡镇林业站和国营林场、森林经营所、木材检查站处理。
第三十条 委托处理林政案件，应当依法办理委托书，明确委托处理林政案件的范围。受委托单位作出处罚决定，应同时将处罚决定书及其案件的完整材料报送委托机关备案。
第三十一条 有多处作案地的案件，由案件主要发生地或最先受理的林业主管部门管辖。
对案件管辖有争议的，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决定。
第三十二条 作出林政处罚决定的单位，必须向被处罚人出具林政处罚决定书，交代复议权、诉讼权，没收财物、收缴罚款以及罚没财物变价款的，必须向被处罚人出具统一收据。
符合听证条件的，应向当事人明确交待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组织听证。
第三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林业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作出的处罚决定有错误并提出申诉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单位应当认真审查，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也可以依法予以纠正。
第三十四条 林政人员、森林植物检疫机构和木材检查站人员执行公务，必须按规定佩带执法标志、出示证件，并严格遵守法纪，秉公执法。违反者，由所在单位或其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可取消其执法资格。
第三十五条 拒绝、阻碍林政人员、森林植物检疫机构和木材检查站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警告，或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林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接到复议申请的机关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不申请复议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罚款与收缴罚款的分离管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各项罚款及罚没财物变价款，按规定纳入林业基金管理。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的规定林产品目录，由市林业主管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第四十条 林木（含经济林木）、竹林的损失价值或木材、规定林产品价值，按当地市场时价计算。
第四十一条 盗伐、滥伐以及其他原因破坏林木的数量按立木蓄积计算；伐倒木或已制成材和物品的，按市林业主管部门核定林木出材率及有关公式折算成立木蓄积。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幼树，是指胸径在五厘米以下生长在幼龄阶段的树木。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界定的数量有“以下”的，未含本数。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重庆市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1998年3月1日起施行。



1998年1月21日
　　　　谈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从一件特殊的离婚争养子女纠纷案谈起

　　【摘 要】本文针对丈夫向妻子隐瞒情况对妻子施行人工授精在离婚时争养人工授精所生女儿的具体案例，分析了人工授精的概念、种类，以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同时，本案的处理中，应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问题，文中将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予以阐释。
【关键词】人工授精 法律地位 最佳利益
目 次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四、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最佳利益原则
五、结 论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基本案情】
　　滕某(男)与张某(女)于1992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婚前未经健康检查。婚后因张某迟迟未孕，双方经协商共同到有关医院进行生育能力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原因在于男方先天性睾丸发育不良，生育能力极差。嗣后，滕某通过咨询医生并从有关书籍中了解到人工授精可解除无子女的痛苦，但鉴于所在城市目前尚无精子库，加之受经济条件所限，而自行找寻精源以便自行人工授精。滕某设法找到精源后用滴管装着精液以为张某“消炎”为由提供给张某使用，未告诉张某滴管所盛为精液，亦未讲出精液提供者为谁。1994年7月张某生一女孩。2000年秋，张某在一次家庭纠纷中从滕某之姐处得知滕某无生育能力及精液，异常气愤，并因此常与滕某及其家人发生口角，且于2001年正月回娘门居住。2001年2月21日，张某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抚养女儿并合理分割家庭共同财产。
　　【裁判要旨】
　　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滕某与张某虽已婚多年，但因滕某婚前隐瞒了其有性功能障碍的病史，且在未征得张某同意的情况下，对张某实施人工授精，生育女儿，严重伤害了张某的自尊心及人格尊严，故双方婚后并未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对张某的离婚请求予以支持。张某要求抚养女儿，因孩子为其亲生女，应当随其生活。依照《婚姻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该院判决准予张某与滕某离婚，张某之女由张某自行抚养。
　　一审宣判后，滕某不服，向某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称，双方婚前未做婚育检查，上诉人不知道亦不存在婚前隐瞒有性功能障碍病史的事实。女儿系双方合意人工授精生育，具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上诉人依法享有抚养女儿的权利。被上诉人张某不到小学文化程度，离婚后面临重建家庭生育子女，在文化教育、经济条件及看护孩子精力上都不及上诉人有条件，且女儿已有一个融洽的生活学习环境，一审判决由被上诉人抚养孩子不利于孩子的更好成长。请求二审依法改判女儿由上诉人抚养生活在一起。
　　被上诉人张某答辩称，人工授精未经其同意，所生女儿与上诉人无事实和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应由被上诉人抚养。原判事实清楚，判决公正，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市中级法院终审认为，滕某与张某虽结婚多年，但婚后夫妻感情一般，后因人工授精一事张某不能原谅滕某的欺骗行为，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原判准予双方离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女儿虽系通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但毕竟为滕某与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并且由双方共同抚养多年，应认定与双方形成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维护子女合法权益的原则考虑，滕某依法享有对女儿的抚养教育权，亦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但鉴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张某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女儿又未满10周岁，原判确定由张某直接抚养女儿亦无不可，但作为不直接抚养女儿的滕某有负担女儿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的义务，因双方就此不能达成协议，由本院予以酌情判决。二审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第、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婚生女儿与张某共同生活，由张某直接抚养，滕某每月负担抚养费60元至女儿独立生活止，于每年的12月20日前支付一次。
　　二、人工授精的概念和种类
　　本案是一起妻子不知情而人工授精生育子女离婚时与丈夫争养子女的特殊离婚纠纷案件，案件事实虽比较简单，但较为特殊，且所涉法律问题复杂，主要是涉及人工授精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人工授精的子女同与其生母共同生活的丈夫是何法律关系等。下面笔者仅就以下几个问题略作评析。
　　(一)人工授精的概念
　　1、英美法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不是通过性交方式而是通过诸如注射器之类的器械将精液注入妇女的阴道内。①
　　2、日本法认为，人工授精是不以男女性交而以从男性取出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之受胎。②
　　3、杨立新认为，人工授精是通过人工的方法而非性交的方法使妇女接受精液而怀胎。③
　　4、冯建妹认为，人工授精是用人工方法将精子注入女方生殖道内，任精子与卵子自然结合，以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④
　　上述四个概念可谓大同小异，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方式方法为人工的和非性交的，只是英美法的定义注重了人工授精的方式与行为过程；日本法和杨立新的定义均强调了人工授精的结果为受精妇女怀胎；而冯建妹的定义则强调了人工授精系为达到妊娠目的的一种生殖技术。笔者认为，作为对一个法律概念进行界定的话，宜先从文义上确定概念的内含，“人工授精”可分为“人工”和“授精”两部分，前者强调了授精的方法为人工的而非男女自然结合的；后者则强调了实施方法的行为(过程)。有时，我们也用“受精”二字，则包含有受孕怀胎的结果之意。推究“人工授精”的目的，受孕怀胎自应为人工授精概念的应有之意。当然，若从生殖技术层面分析，说人工授精为一种以达到妊娠目的的生殖技术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综上，笔者认为，人工授精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
　　(二)人工授精的不同种类
　　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授精分为以下几种情况⑤：
　　1、由夫的精液而实施的人工授精，即英美法中的同质授精(AIH，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该种情况，一般是因夫的性交障碍、精子成活率低等原因，也可能为妻的某些原因，采用人工授精方法，改变前述受胎不能的客观原因，而使妻怀孕受胎。
　　2、妻经夫同意，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而实施的人工授精。该情况，多是夫的精液质量不好，精子成活率低，采用收集他人精液与夫精液混合，以增加受孕机会，使妻受胎。
　　3、妻经夫同意，采用他人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一般是夫的精液难以使妻受孕，或者性交不能而使妻不能受孕，经夫及妻同意，采用异质授精(AID，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Donor）方法，使妻子受胎。
　　4、妻未经夫的同意，自行决定进行人工授精，并且非采用夫的精液，而是采取他人的精液为之，使妻受胎。
5、未婚女子采取人工授精而怀胎。该情况一般是采独身主义的女子，为解决自己热爱孩子的愿望而采取的方法。如2002年9月27日吉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前述案例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案件中的人工授精并非生活中的常态，超出了一般预计的情形，常态情况下的人工授精应为夫妇双方协商同意或起码妻一方是知情的，而本案中人工授精时妻却是不知情的，对此原因，一方面可能系作为丈夫的滕某为不伤自尊且担心妻张某思想守旧不接受用他人精液授精而有意隐瞒；另一方面，作为妻的张某几近文盲，自己的姓名也写不了，也就难怪当初丈夫谎称其不能受胎的原因是有“炎症”而轻而易举地让张某“配合”授精而怀孕了。基于此，生活中似又多了一种人工授精的情况，即丈夫知情且同意，而妻子不知情也不能表达同意与否的人工授精。
　　三、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是指与法律规定的血亲关系下和拟制血亲关系下的父母子女关系相比，该种子女应处的地位。按照传统的亲属法理论，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又包括婚生和非婚生的两种父母子女关系；另一类是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其中包括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和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由于法律上明确规定后一类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前一类即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同，故称其为法律拟制的或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因只和母一方有自然血亲，而提供精源者与母并无婚姻关系，故只在母与子女之间存在单边的自然血亲非婚生母子女关系，和父之间没有自然血亲关系。由于父与这种子女之间并未发生收养问题，他们之间不成立养父与养子女的关系。该子女又是在夫妻婚姻关系期间受孕和出生的，因此，父与该子女的关系又不同于与妻带来的与他人所生子女之间的继父与继子女的关系。所以，不能借助于传统的亲属法理论和法律规定直接确定人工授精情况下父与所生子女之间的关系。⑥
　　从技术上讲，目前人类已具备使一个孩子有5位父母的可能：精子的捐赠者、卵子的捐赠者、怀孕母亲、抚养孩子的父母。关于他们的法律地位，特别是亲子关系的认定，已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⑦本文仅针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与其可能父母的亲子关系进行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该复函确认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具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司法实务中在对最高法院的这一复函中“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理解与适用上往往存在歧义。这一条件，主要指夫同意（“一致同意”这种意思表示，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是从实际行为推定的）进行人工授精。“是否有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情况，似无可能，但不应断然否认这种情况。”⑧夫同意而妻不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地位（如夫强迫、欺骗等），如采否认态度，则难以解释。在本文前述实例中即出现了夫同意而妻不能表达自己同意与否的情况，一、二审法院对该人工授精子女与夫方是否形成亲子关系在认定上是不同的，一审法院认为与夫方不存在亲子关系，理由是，女方受孕分娩的女孩系夫方以外的精液与女方卵子结合受胎而产出，与男方无关。二审法院认识到难过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年龄已达7周岁，在上小学，是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孕和出生，由夫妻双方所共同抚养，且虑及男方的行为虽有失妥当，对女方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满足生育子女的愿望，且未对女方身体造成明显伤害(怀孕分娩应属正常生理现象，不应视为伤害，但如因未经由正规的献精渠道和严格的医疗程序，精子质量瑕疵造成妇女被染上疾病后甚至终身无法生育，则应为明显伤害)。同时根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子女抚养问题上须以儿童利益为重，尊重儿童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规定，案例中张某与滕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的女孩，应当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第十五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无论子女随同哪一方生活，父母对子女都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五条有“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应当考虑该子女的意见”的规定，但因本案中的女孩未满十周岁，孩子本人的意见不便考虑。基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主要过错在于滕某，而张某又坚决要求抚养女儿，又无明显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事实和行为，考量法院当地一般群众的心理接受力(当地有男孩随父，女孩随母的社会认识，为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尽可能地为未成年人营造一个相对宽和的生活学习环境，知情的群众也能接受由女方直接抚养孩子，由男方承担一定的抚养费的结果)和滕某的抚养能力，二审法院改判认定滕某与人工授精方式所生的女儿有亲子关系，应尽抚养教育女儿的义务，应根据其经济能力承担抚养费。二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最高法院的上述复函适用的条件之一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该夫妻关系应当包括经合法登记的婚姻和符合构成条件的事实婚。合法登记婚姻下由夫的精液实施人工授精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自应为婚生子女，与父母产生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子女系父母双方精、卵结合的结果，具有必然的血缘关系。经夫同意，以他人的精液或者以他人的精液和夫的精液混合，使妻受胎而生的子女。应推定该子女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夫不得提出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第三人也不得争论其父子关系的不存在，提供精液之人也不得主张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理由是：无论人工授精的精液是否与丈夫的精液混合，只要丈夫同意采用人工授精方法使妻受胎的，就是夫妻双方系以获得共同子女的积极意思所生的子女，应视其为夫对婚生子女否认权的抛弃，不再享有这一权利。从另一方面看，提供精液之人将自己的精液通过医院而提供给他人，亦视为其放弃了自己对该精子所生子女的认领权，自然不得请求认领子女为自己的亲生子女。至于通过非正当渠道提供精液使他人受胎、生产后，对其子女亦无权认领。
　　在事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亦应承认其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对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如何确认其法律地位，应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从原则上说，婚前男女双方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承担父的责任。
1、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的，可适用非婚生子女准正的原则，将该子女推定为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2、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未结婚的，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男方应承担父的责任，可以认领。
3、男女双方在人工授精受胎后结婚又离婚的，由于该子女已准正为婚生女子，仍享有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以更好地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
　　对夫死后，妻为给夫留下子女而采用人工授精方法受胎所生子女，法律难以认其为婚生子女，应以非婚生子女对待，亡夫的父母承认其孙子女地位的，应以收养的方法，使该子女成为亡夫父母的养孙或养孙女。
　　在妻子不经丈夫同意或假借丈夫的名义而违背丈夫的意愿，利用夫以外的第三人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例如利用丈夫外出、在狱中、患不孕症等情况），所生子女是否受婚生子女的推定，同样是不无争议。对此情况，法律应在保护丈夫的生育权和子女的合法权利之间平衡。在一定的期限内（有人主张丈夫自知婴儿出生之日起的一年内），丈夫应有提出非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权利，通过行使婚生子女否认权，否认孩子为自己的亲生子，不承担父的责任。如果这期间丈夫置之不问，应推定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已为丈夫事实上承认，以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⑨
　　由于人工生育技术可将生育与婚姻分离，未婚女子能否利用生育技术生育？未婚女子因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出生的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认定？否定论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正常的家庭解体，社会又回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混沌状态，故生育技术应仅限于已婚女子；肯定论者认为，生育是宪法权利，既然未婚女子可以领养子女抚养，则那些不想结婚的女子也有权利用生育技术生育自己的孩子。至于孩子的法律地位，应视为非婚生子女。孙国祥认为，生育固然是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生育上的绝对自由主义只会给人类带来自身的灾难，相应的社会干涉是必要的。国家应通过法律把现阶段的生育技术局限于已婚夫妇的范围内。⑩笔者同意孙先生的观点，《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强调的是夫妻双方计划生育的义务，未明确规定公民个人的生育权。2001年12月29日通过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而1992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明确规定了妇女的生育权。而2002年9月27日通过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是全国首个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明文规定未婚女子采用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子女的立法例。对该立法例，吉林省政府法制办的张满良处长称：“在这个多元化时代，有人选择终生独身，按以前的规定，他们的生育权就被剥夺了，这是不公平的，立法应该在尊重社会现实发展的基础上，尽量体现出公平合理。” ⑾全国妇联社会活动处的刘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项法律的制定是对妇女权利的保护。”“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妇女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妇女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已经得到了法律的充分保障。吉林省‘非婚生育’这项法规的出台虽说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毕竟是体现了社会的进步，‘非婚妈妈’和他们的孩子有了法律的保障，权利义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是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有利补充，他基本适用于中国国情。”⑿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生育固然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但生育毕竟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权利具有相对性，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有相应的义务或责任，也即“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原则。更何况，如果允许适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通过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却不允许适龄但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男子也有该权利，是否构成对男子生育权的歧视？通过该种方式生育的子女生活成长在单亲家庭中，很难说有利于其正常健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是否侵害了该子女选择过完整家庭生活(拥有生物父亲或社会父亲)的权利？因此，针对生育权，相应的社会干涉还是必要的。